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引言 跨国并购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依照东道国法律取得东道国某些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所有权的行为。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构成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两种典型的方式。由于绿地投资存在建设周期长、速度慢、风险大、灵活性差等不利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逐渐增多。1995年全球跨国并购以1866亿美元之巨首次超过绿地投资，占当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56．2％，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此后，跨国并购风起云涌，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我国OFDI促进国内技术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12年1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和经济自由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投资母国对外国技术的吸收能力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应将政府治理水平高、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以最大程度地获取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影响及法律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资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这一方式在推动东道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冲击.主要表现在:冲击国内市场份额、民族工业及国有品牌;冲击政府经济政策;阻碍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等方面.对外资并购,我国应采取反并购的法律手段,健全关于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制度,完善外资并购的法律环境,有效规范、控制外资并购行为.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从实物期权理论出发,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者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2011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符合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假设。东道国的增长机会越多,投资的不可逆性越强,企业越倾向采用绿地投资进入模式,并且绿地投资的投资规模相对跨国并购的较小。     

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微观分析

跨国并购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最近几年在我国发展迅速，引起了我国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针对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剖析了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并结合具体案例，从微观角度分析跨国并购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跨国并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正面效应，体现在并购有助于中国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能力上。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含义、表现及测度,在此基础上对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建模分析,并采用2002—2016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多元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用,这种抑制效用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跨国投资的不可逆程度、投资机会以及股权性质均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规模和多元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制度策略

一系列跨国并购失败的例子使我国企业意识到制度差异在其中的影响力。我国企业需要了解和影响东道国制度,从而为企业成功并购提供帮助。本文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制度因素来探讨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由于目前金融危机的国际经济环境特点,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要注意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特别是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跨国并购风险：政治法律风险、战略决策风险和资本筹集风险。为防止风险,跨国并购要分析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选好目标企业,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作好人力资源、技术文化整合等。     

跨国公司并购中反垄断法律认定难度及国际协调

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然而跨国公司的复杂性导致了跨国公司并购问题很难通过单一的母国法律、东道国法律加以规制。通过对中国《反垄断法》、《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及其他国家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相关市场、申报条件的分析,认为跨国并购法律规制操作性的困难决定了跨国公司并购需要进行国际协调,并对跨国公司并购法律规制国际协调的路径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