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的实证分析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各国政府纷纷大力推动社会创新并将其纳入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社会创新的主体界定、创新模式、扩散路径等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案例的讨论。近年来,社会创新实践在中国也风起云涌,文章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通过多样本的统计分析来揭示中国社会创新的创新主体、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及环境影响因素等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创新可能的阶段性特征是:主体以社会部门为主,政府、市场参与为辅,其机遇和空间来源于治理变革中的政府、资本化竞争的市场及发展中的公民社会分别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策略驱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势引领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带动下相互博弈的互动过程。在这一互动格局中,政府部门的监管政策对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经济学研究的复杂性科学思路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天下，微观经济学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而宏观经济学也是建立在主要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在两大主要宏观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构建微观基础上固然全面引入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即使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也都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有关，坚持了理性与理性预期，区别只在于强调了市场的不完全，强调了价格与工资的刚性。所有的主流经济理论都强调自己是一门科学，注重借鉴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政府治理导向下的经济责任审计研究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政府经济治理成为了全球共同研究的问题,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中国政府的经理管理改革也有很大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运动使得中国国家审计在政府治理引导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中国审计现状并不足够的乐观,深化中国审计职能的同时有效地实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导言

这个专题讨论是我们"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第五轮,聚焦于中国发展方向的问题.第一篇是我自己的文章,着重讨论盈利性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以及政府的角色.当今在经济学领域占据霸权话语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公司只可能是低效的,必须私有化,其认识前提是国家越少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越好.中国的发展经验显示的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开始,到90年代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下给予私营企业的优惠和补贴,到本世纪00年代经过改革的国企,地方和中央的公司以及政府的行为一直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并驾齐驱.但政府行为同时也是涵盖大多数人的二等"非正规"(即没有国家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度社会保障的)经济和只纳入少数人的头等"正规经济"之间日益严峻差别的根源.当前的状况迫切要求国家把国营公司的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而不是由少数开发商和官员占有).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借助扩大内需来推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那样,才能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实在在的含义.     

美国数字政府透视

一、传统政府失灵——传统政府角色反思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坚持自由竞争市场、资源有效利用及个人效应最大化，因而主张降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古典经济理论中政府是维护市场交易机制自由运作的“守夜人”。[第一段]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治理理论及实践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等),它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并随着对这些基本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在一般意义上,国家治理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逻辑起点与实现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本文首先回顾了新中国财政制度演进的历史脉络,以便揭示财政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非正规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其次本文认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逻辑起点,服务于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纳税人及政府间关系的重新定位。最后本文认为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需要制定财政基本法,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财政法律框架;以营改增为突破口,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加强预算制度建设,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     

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财政制度涉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以及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是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体,是深深嵌入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变迁、逻辑与策略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新中国区域财税治理历经七十余年的变革与发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财税政策创新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本文从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基本理论出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释析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建立、发展、完善、创新的变迁过程和扶持型、倾斜型、建设型、创新型的演进路径,厘清央地财政关系、强化预算管理改革、规范税费法律制度的内容取向和协调性、渐进性、连续性的基本特征,以及区域共同体、府际关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力机制;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视角,提出了强化"财权适度"、规范"精准定位"和明确"效能政府"等区域财税治理政策的总体策略。     

地方统合主义与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从轮船码头到宁波美术馆

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中国的企业家型城市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中得以塑造和治理的.在宁波美术馆这一案例中,为了提升宁波的城市竞争力,宁波的地方政府与宁波的地方国有企业建立起独特的政企伙伴关系,通过资产流动、政策投入等机制,将宁波废弃的轮船码头改建为美术馆."城市"是该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围绕的主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并非直接的超经济干预关系."文联"这一统合主义国家机制,也扮演着政策实施者的角色.本文提出"中国的城市统合主义",以描述宁波在塑造企业家型城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的这种政企伙伴关系,以及国家统合主义的地方分支在其中所扮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的作用

国家与市场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中国特殊国情与发展阶段来说,"发展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并不能准确界定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西方市场调节型市场经济模式也缺乏中国适用性。只有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才是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应有模式。     

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

治理是当今政治学新拓展的论域,但学界对这一语汇缺乏深入的,特别是以中国为主位的理论分析.本文分别从西方社会和中国不同的历史进程和语境考察了治理的涵义和治理的转型,分析了由于治理转型带来的权力分化和整合,主张以竞争-合作主义的理念分析和处理权力分化和整合问题,重新塑造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此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民间组织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提供理论解释模型和分析框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围绕这种结合所进行的理论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思想基因的理论化,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但是,对其中的思想基因还存在一个理论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最终表现为,在重大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是国家的意志支配着资本,还是资本的意志支配着国家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国家摆脱资本意志的不良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是,还需要在综合考虑这种制度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最适度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此外,在中国语境中,只有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结构中,并且充分考虑到官商关系,才能更有效地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展现出经济治理结构的特性和面临的问题。     

新医改下论“看病难、看病贵”——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

新医改确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改革,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通过分析医疗卫生领域公共治理的理论框架、现实基础,指出医疗卫生改革在政府主导下,仍需其他力量协同共治,即通过有差别地架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探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本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及其演化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之间的比较，得出了完全的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对经济过多的干预都是有问题的结论，并通过公共选择理论进一步探析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政府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与作用——一个基于霍布斯、洛克理论的模型分析

文章基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框架,讨论了政府在社会博弈中的角色和作用,并且阐发了社会博弈中政府与公民所面临的策略选择及均衡结果的社会意义,尤其对于社会契约关系中退出机制的安排和由此引发的重新谈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进一步研究关于社会契约的治理及其结构性安排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商关系：理论基础、现实约束与基本准则

我国的政商关系通常是指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理论框架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优势在于,通过引入生产力范畴,可提供对政商关系评价的客观标准以及对政商关系演变的科学解释。当前决定我国政商关系的主要约束条件包括：党和政府在利益代表上的广泛性;民营经济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信息,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已形成共生发展关系。基于上述约束条件,社会生产力标准是评价民营企业经营行为和政商关系的根本标准。     

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转型期中国城市治理的路径选择

合作主义理论特别重视协调与整合,这一理论基点恰好顺应了转型社会尤其是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的根本需求,从而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理论诉求。面对个人"原子化"、社会"破碎化"等矛盾重重的城市社会现实,本文首先论证了中国语境下合作主义的正向维度,然后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做法,提出了当代中国转型期城市社会治理的路径:建立城市空间中的网络联盟。在网络联盟的框架下,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参与、协商、协作,改善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实现转型期城市的"善治"。     

工业化中政府作用的动态经济学分析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新中国工业化历程,在动态经济学框架内,讨论政府通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征税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来推动工业化的问题。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稳态下税率与各经济部门的资本、产出以及社会总资本、总产出存在的倒"U"型关系,并且对税率与政府税收之间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提取不仅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不利于经济总量与政府税收的增长,甚至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增长。本研究与结论部分解释了历史上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难以维系的原因,并部分揭示了当前亟需调整经济结构的内在机理。     

中国情境下渠道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基于企业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综合治理策略

本文综合企业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制定出针对中国情境下渠道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治理策略.其中针对企业经济理性的治理策略包括契约明确性和法律保护;基于社会理性的治理策略包括"关系"网络和政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