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资的“短”与“长”

在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严格执行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基调下,提振制造业投资成为中国“稳增长”的一大愿景。随着大力度减税降费的推进、货币政策明确“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制造业投资被寄予了更多希望,也成为研判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所在。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与以往从缺陷静态视角的研究不同,本文以内部控制缺陷为基点,从缺陷修复与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两个动态视角,联合考察内部控制缺陷与修复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及其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提高了企业的风险不确定性,增加债务融资成本,而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引入内部控制监管制度变迁之后发现,内部控制监管力度的加强明显提升了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进度,显著降低企业外部风险和债务融资成本。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与政府内部控制监管力度的强化,两者内外联动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有助于建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有效地发挥其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风险管控作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至暗时刻,房企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五大法律风险提示

本文将从房地产企业的境内融资、境外美元债、内部资金安排、债务清偿顺位等方面,提示存在的法律风险及解决建议。随着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不断加码、融资政策不断收紧及“三道红线”的监管,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以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模式运行的房地产企业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债务违约风险凸显。2021年以来,多家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危机,面临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的生死关头。本文将从房地产企业的境内融资、境外美元债、内部资金安排、债务清偿顺位等方面,提示存在的法律风险及解决建议。     

至暗时刻,房企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五大法律风险提示

本文将从房地产企业的境内融资、境外美元债、内部资金安排、债务清偿顺位等方面,提示存在的法律风险及解决建议。随着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不断加码、融资政策不断收紧及“三道红线”的监管,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以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模式运行的房地产企业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债务违约风险凸显。2021年以来,多家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危机,面临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的生死关头。本文将从房地产企业的境内融资、境外美元债、内部资金安排、债务清偿顺位等方面,提示存在的法律风险及解决建议。     

企业金融化与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债权人的视角,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且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企业配置的长期金融资产而非短期交易性金融资产.从作用机制上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债权人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导致债务融资成本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     

202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分析：行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正>2022年,房地产行业延续深度调整。中央及地方在坚持“房住不炒”调控定位前提下,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稳楼市政策,从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到“保交付、稳民生”,再到房企融资破冰、资金监管规则优化等,宽松性政策几乎贯穿全年。但由于政策传导具有滞后性和政策力度有限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全年仍处于低位运行,房企资金链尤其是现金流遭遇巨大考验,债务违约、“烂尾楼”等风险事件频发。房地产行业格局及房企经营情况等均发生较大变化。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集团客户授信风险管理存在的难点及对策

近年来，企业集团发展迅速，集团内部关联交易逐渐盛行，利用关联交易骗取银行融资，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日趋严重。企业集团以及内部关联交易的发展，使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面临巨大的挑战。     

地方政府债务与私人投资——基于行业异质性和债务融资渠道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风险来源。本文选取2008-2019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债务指标,基于私人投资行业异质性和债务融资渠道差异,深入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债务挤出私人投资。分行业来看,债务对房地产投资和非房地产私人部门投资存在非对称的影响效应,强挤出房地产投资,对非房地产私人部门投资存在微弱的挤入效应。(2)分债务融资渠道来看,相对于地方政府公开债务,非公开市场债务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强,并且公开市场债务有利于非房地产私人部门投资。因此,后续应加强金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和继续优化债务结构。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融分割的视角

地方隐性债务的主要风险之一是通过市场化的渠道长期影响企业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笔者立足于我国信贷市场中金融分割的特征,分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区企业债务成本与负债水平的联立方程,结果表明：在金融“结构分割”与“地理分割”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仅加剧了本地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由于存在融资渠道的差异,相比于更具有隐性债务特征、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地方政府非标准债务,城投债等相对公开透明的地方政府标准债务并未影响本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文章的机制分析还发现,基于中小银行发展的金融“结构分割”弱化,以及省内较弱的金融“地理分割”,均可以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加对本地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为如何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入实体经济中提供了新的视角。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

文章基于“财政金融关联”视角,利用2015至2020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金融营商环境与实体企业融资约束三者间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正向推高关系,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存在负向抑制关系;异质性检验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实体企业、中西部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更强;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金融营商环境的优化能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融资约束的推高作用。因此,提出改善地区金融营商环境、对差异化企业性质实施优惠帮扶政策以及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是缓解实体企业融资困境,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措施。     

如何化解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风险

<正>2021年至2023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风险不断蔓延,已经呈现出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及金融市场的运行产生了较大冲击,化解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本文就化解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工作的重点,其中房地产金融风险是关注的重点之一,会议强调“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中央自2022年底开始决策层已经多次强调房地产金融的风险。     

金融生态环境、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4-2008年583个A股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银行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增量,同时降低了企业的短期借款增量,从而导致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重更高。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中,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但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中,银行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增量,并显著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将银行关联区分为高层银行关联与低层银行关联,发现不同层级的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的关系也存在不同。     

政治关联、金融发展与债务治理——以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例

债务融资要发挥治理功能,需要硬的约束环境。然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破坏这种硬约束环境。但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降低政治关联的这种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债务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这一推理,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2010的全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金融发展对债务治理功能的影响程度及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会削弱长期债务的治理功能,其对短期债务的治理功能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债务的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减弱政治关联带来的不利影响。     

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企业“脱实向虚”和上市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基于投机性目的下的金融化行为视角，实证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倾向造成企业“脱实向虚”进而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提高了其未来所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于当期毛利率较低或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新型业态,极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深度,对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困境具有重大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不仅提升了债务融资规模,还抑制了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还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间接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模、成本和风险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影响还受到地方政府能力的影响,在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能力和公共治理能力的调节下,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模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具有积极影响,这为缓解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困境,科学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政策启示。     

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审计质量与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双重考虑

基于2015—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碳绩效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内在影响机理,并检验审计质量与管理层薪酬激励在碳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碳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审计质量强化了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在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管理层行为的影响下,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的缩小强化了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比非重污染企业与东部企业,碳绩效对债务融资成本的约束效果在重污染企业与中西部企业中更加明显。     

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当前时期下金融去杠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杠杆率偏高的问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与重视,"一行三会"等一系列监管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对我国很多行业的经营以及金融市场产生了深邃的影响。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今后制约该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为金融去杠杆以及金融监管。唯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房地产行业"稳中求进",强化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等,才能够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出现。本文在充分分析当前时期下金融去杠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对策。     

金融强监管、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风险：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