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货币政策冲击的产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

与国内大部分文献专注于货币政策的计量研究不同,本文首次尝试以AWM指标库为数据源,严格遵循实证经济学"演绎到归纳"的统一逻辑分析欧元区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产出的影响程度。具体是以"金融加速器"为数理经济学基础揭示从"货币"到"产出"的内在理论传导机制,再将其嵌入DSGE模型并实现对产出放大效应精度的较好拟合,其适用性要优于传统的VAR模型分析。     

外部冲击视角下俄罗斯货币政策偏离的影响因素

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外部冲击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发显著,导致政策偏离既定目标。本文以俄罗斯为研究样本,运用前瞻性泰勒规则计算货币政策偏离度。结合政策实践选取指标,构建SVAR模型,量化各因素对货币政策偏离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变化是导致俄罗斯货币政策偏离的最直接因素,原油价格变动和美元存款占比变动影响相对较小。由此可得,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是外部冲击影响俄罗斯货币政策的两大表征,并且两者相互促进,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和风险放大。最后,基于俄罗斯经验提出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制定的借鉴。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设定——基于货币冲击视角

最优汇率波动区间的设定与一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外生冲击的性质和大小密切相关。人民币汇率在走向自由浮动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设置汇率波动区间以达到兼顾内外均衡、协调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以及抵御货币冲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简约模型,求解在资本市场外生冲击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最优波动区间,并以此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的变化和未来设置提供参考。     

防风险、稳增长背景下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研究——基于消息冲击的DSGE模型分析

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对于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构建含有托宾Q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引入预期冲击,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分析货币政策未预期冲击和预期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政策实验分析发现,经济系统受到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之后,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消息冲击驱动的经济周期波动,表明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能够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经济主体预期在经济系统中能够起到一定传导作用.此外,相对于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为平缓,更能起到抵御资产价格巨幅震荡、平滑经济稳定运行的作用.因此,我国央行有必要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机制.     

大宗商品不确定性冲击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美元本位DSGE模型的分析

随着对外依存度的不断上升,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变化已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分析其传导机制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成为政府部门需关注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文章开展以下研究：(1)使用随机波动模型估计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水平冲击和不确定性冲击,结果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随机波动)特征;(2)构建包含美元本位和大宗商品不确定性冲击的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研究发现,与不存在美元本位相比,央行应执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和就业动机,增加总需求并稳定价格。而且,社会福利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因此,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为主要特征的大宗商品期货,能够有效降低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改进社会福利。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通过比较不同政策机制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缓和了金融冲击的效应,并且可以同时实现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目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金融冲击下,仅对产出缺口和通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具有最低的社会福利水平;(2)如果货币政策考虑信贷市场,并同时使用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那么社会福利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金融冲击下,政府应该积极行使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机制。当前,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利用金融冲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采用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将具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效果。     

通货膨胀惯性、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冲击:基于刚性价格模型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运用三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给出了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对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行为,得到了三个经验事实:技术冲击引起产出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呈倒驼峰形态,惯性回复稳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正的货币增长率冲击)引起产出短期内温和增长,呈现驼峰形态,并缓慢回到初始状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率呈现驼峰形态,惯性回复稳态。同时,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内引入价格刚性和垄断竞争,对模型结构参数校准后进行了数值模拟,发现模型能较好地模拟上述三大经验事实。     

“一带一路”FTA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

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QAP矩阵回归方法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和有权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从本世纪初的分散式简单局域网络演变成当今的交叠式复杂全局网络,但规则深度较高的FTA网络仍然仅发生在地理邻近或地缘相近国家之间;(2)东盟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的绝对中心地位,目前尚未形成大国主导沿线FTA网络的格局;(3)要素禀赋差值网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除受其他外部因素(地理距离、是否接壤等)影响外,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的背后存在较强经济互补动因;(4)在考虑协定异质性的有权FTA网络下,经济互补动因对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相对弱化,而以拥有共同语言为表征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成为促进沿线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从凯恩斯流动陷阱视角看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始于2008年末的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在此背景下，美联储连续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简称QEl QE2）。美联储这种想通过注资金融业，以金融业的充足流动性来消除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促使经济全面复苏的方法并未收到明显效果，过多投放的货币陷入了“凯恩斯流动陷阱”怪圈。面对当前我国物价指数不断攀升的现实背景，从“凯恩斯流动陷阱”视角分析美国的政策效应，无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设定——基于货币冲击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最优汇率波动区间的设定与一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外生冲击的性质和大小密切相关。人民币汇率在走向自由浮动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设置汇率波动区间以达到兼顾内外均衡、协调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以及抵御货币冲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简约模型,求解在资本市场外生冲击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最优波动区间,并以此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的变化和未来设置提供参考。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比较——基于利率市场化角度的分析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合适?文章考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加速器特征,将其引入DSGE模型,通过校准、模拟,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不同货币政策下冲击效应以及福利损失函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存款利率的上升,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对央行损失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损失更小。因此,中央银行应根据需要灵活的运用数量型和货币型搭配使用,做好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中美“宽松”货币政策、通胀预期与货币规则的探讨

2008年10月以来,中美两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应对源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衰退。本文的研究显示,2008年,中美两国货币供应量M1和M2增长率是相似的;2008年底到2009年8月,中国的M1和M2增长率分别为20.6%和21.4%,而美国的M1和M2增长率仅为3.36%和2.14%,中国的通胀预期是市场对"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的合理反应。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货币当局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反应比美国的政策干预更为积极。而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孕育着价格上涨的风险,货币政策应当从被动协调美国的相机抉择转向遵循货币数量规则,抑制通胀预期,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企业家精神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用2009—2017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企业家精神、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等指标纳入计量模型,考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考虑产权与行业异质性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大于非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拉动力度更大,但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有所削弱.     

我国货币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VAR模型分析

论文使用2006-2012年月度数据,基于VAR模型对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因素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赤字、外汇储备、资产价格与M2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且资产价格变动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为最大;短期内,财政赤字、外汇储备、资产价格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引起M2变动的最大值分别为0.1702%、0.1335%、0.2478%,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具有正效应,资产价格具有负效应,这三者因素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与绩效的结构路径分析——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视角

我国自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启动住房消费以来,房地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央行实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直接影响房企的债务融资和绩效。本文以我国125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0-2014年国家货币政策及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货币政策——债务融资——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研究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房企绩效影响的有效路径共11条,其中1条直接路径,10条间接路径;M2、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总中介效应分别为0.2135、0.002、0.4211,对房企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正面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研究——基于TVP-SV-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0年1月至201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SV-FAVAR)模型,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突变特征考虑在内,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动态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货币政策能够对产出和通胀做出积极有效的调控;相较于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作用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作用同样呈逐渐减弱的趋势,但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效果在危机之后逐渐改善;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银行信贷等的调控效果较好,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存贷款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股票市场等的调控效果更好。文章研究结果也表明,"价格之谜"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甚至根本消除。     

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视角分析

新农村建设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农村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与完善，其核心是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就是发展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其基本途径是在对各金融机构市场功能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政府予以适当支持，而支持的最优手段是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培育和提高它们的市场竞争能力。文章认为，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并对三大工具提供支持的途径和操作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论证。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有效性包括工具的有效性、传导机制的效率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而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最终依据是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文章构建了测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VAK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相关变量对CPI影响的强弱程度及其对货币政策发生效力的滞后时间,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基本有效的,货币供给量M0是近期货币政策中较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提出了将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混合使用以实现货币政策预期目标的建议.     

基于金融稳定目标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随着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联系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理应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构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并将其加入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稳定状况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稳定指数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著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文章通过TVP-SV-VAR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著增强了对于金融稳定的关注。     

Indonesian Monetary Policy During the 1997–98 Crisis: A Monetar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fends the IMF's strategy of targeting base money (M0) in 1997–98 against the criticism by Grenville (2000) that it was destined to fail because M0 is mainly demand determined and the demand for it was increased by a large and unpredictable amount by the banking panic. Grenville contends that Indonesian monetary policy should have aimed at domestic price stability. 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e growth of M0 far exceeded what could be justified by last resort lending to accommodate the banking panic, and that rapid inflation could only have been avoided by preventing mos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s cash holding that actually occurred. Achieving a modest target for domestic inflation would not therefore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in practice from setting tight limits on the growth of M0. In contrast, both these policies would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loss of control over M0 that actually occur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