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1992~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61国(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呈现出"早期稳步发展,后期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并且网络具有一定的"互通互融"性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服务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四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服务经济发展更为关键,而中国服务业在"一带一路"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也远高于制造业,可进一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合作和贸易互通;(3)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和地理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中间投入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中心性结构以及投资模式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中,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中主要扮演投资发出者的角色,而土耳其则更多扮演投资吸收者的角色,俄罗斯的投资模式最具有互惠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集团化投资特征。     

“一带一路”FTA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

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协定异质性视角对"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使用QAP矩阵回归方法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和有权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从本世纪初的分散式简单局域网络演变成当今的交叠式复杂全局网络,但规则深度较高的FTA网络仍然仅发生在地理邻近或地缘相近国家之间;(2)东盟国家处于"一带一路"沿线FTA网络的绝对中心地位,目前尚未形成大国主导沿线FTA网络的格局;(3)要素禀赋差值网对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除受其他外部因素(地理距离、是否接壤等)影响外,沿线FTA无权网络形成的背后存在较强经济互补动因;(4)在考虑协定异质性的有权FTA网络下,经济互补动因对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影响相对弱化,而以拥有共同语言为表征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成为促进沿线深度FTA规则网络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     

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为例

以"一带一路"国内沿线18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9—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区位熵测度了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然后利用全局Moran’s I对"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的GDP进行空间依赖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国内沿线地区物流产业的集聚化发展;物流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的相关性,并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向亚欧非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的倡议。文章利用199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验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关。经济越落后、交通基础设施质量越差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挑战与对策--基于熵值法的测度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提升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质量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沿线国家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4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系统地构建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年-2018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发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差异大,区域不平衡性显著,且投资便利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化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发展本国劳动力市场等对策建议。     

语言自信能否推进产能合作:HSK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望成为拉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的源动力,但由于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等较易产生沟通障碍,致使很多国家对产能合作产生理解偏差。提升中国语言自信增强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能增进理解加强信任加快形成命运共同体,进而消除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偏差。文章从溢出效应的视角科学阐释语言作用于产能合作的理论机理,实证研究汉语国际推广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相关关系,认为沿线国家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人数的增加是中国语言自信的最重要表现,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显著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洲际差异和经济偏好。该研究对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FTA网络构建

全球化二次松绑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呼唤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这些规则主要通过欧、美签署的自贸协定中的WTO-X条款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参与了全球FTA网络,其协定的规则水平因美、日、欧、俄等不同主导国家类型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FTA较少,在规则深度方面与美、日、欧同类型协定尚有较大差距。未来应根据双边全球价值链紧密程度优先选择FTA伙伴国,同时基于差异化原则,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规则水平,加快推进中国与这些国家间不同规则、水平、层次的自贸协定网络,为拓展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往来提供规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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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中西思维之异同与翻译

人类思维具有共性和个性,共性是我们交流的前提,个性是各民族在交流过程中需要适当转换才能进行的一些差异。思维方式与文化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深入掌握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句式翻译和语篇翻译以及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国家和跨国公司——冲突与合作

跨国公司由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使得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它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跨国公司的国民身份,在承认跨国公司国别性的基础上,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跨国公司与母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别引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并试图加以综合以得出折衷理论。在文章的最后,再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国际管理体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