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与合资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利用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识别了企业参与合资的行为,进而研究了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事实分析表明：2004—2013年近14%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与外国投资商共同出资设立了在华合资企业,即参与了合资;参与合资的企业更多投资到信息不对称的远距离地区和生产率门槛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计量分析发现：参与合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合资通过信息传递和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在与发达经济体投资商共同投资、投资长期运营的合资企业和控股合资企业等情境下,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本文拓展了国际化进程理论相关研究,为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     

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签订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作用更是日益显著。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1996-2005年15个行业的分析显示: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其中垂直溢出效应较水平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高技术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上述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应以促进国内研发为出发点,兼顾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利用“引进来”“走出去”优化中国产业结构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低技术产品大量过剩和高技术产品短缺并存的问题及加入WTO给中国利用双向直接投资带来的新机遇 ,在此基础上对今后诱导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以加强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及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尽快向外转移生产能力过剩产业的策略进行了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吗?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影响效果存在双门槛效应;吸收能力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政府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影响,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越低;制度因素对于政府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调节效应大。     

中国纺织企业“走出去”之非洲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中国纺织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引领下,前往非洲直接投资的案例日趋增加.本文从非洲政治经济形式、非洲纺织业发展情况、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机遇和风险、对非投资金融支持分析,以及现有典型案例等几个方面对非洲直接投资环境做了简要分析.通过本文资料,企业可以结合自身产业转移需要和发展实际情况,再选择几个重点非洲国家做深入研究,进一步来做好“走出去”的战略决策.     

“走出去”与“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从其经济学本质来看,是构建“走出去”和“引进来”良性互动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先手棋”,它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国内的经济版图。文章基于2003-2018年281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传递“走出去”信号的同时,却对全国城市层面的“引进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影响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节点城市外向型发展的注意力部分地转移到海外投资上,表现为普遍增加了本地用于“走出去”的贷款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内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使得节点城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影响的异质性来看,这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空间调整,使得东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却让中西部城市成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新阵地。这意味着,今后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我国外商投资布局调整的积极一面,同时将它与东、中、西部城市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良性互动。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

笔者利用我国2000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解析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国内模仿创新的能力存在逆向溢出效应,而对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均产生了抑制作用,最终对总体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但各层面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RD基础水平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不同的影响作用。基于实证的结果提出了鼓励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着力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全球学习能力、加强基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对外投资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比较有特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认知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6年).在改革开放之初,海外直接投资萌芽的10年里,海外投资主体主要集中于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且这些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及国家战略决策的需求,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在学习如何进行海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影响

本文结合广东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发展的现状,针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活动分析其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广东应抓住一带一路及自贸区建设等机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加快走出去的进程,推动广东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是否挤占了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

由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者之一,因而国外许多学者就中国成长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者是否会削弱包括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在内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地位展开了激烈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争论进行了解答。本文构建了一个拓展的引力模型,运用目前可以获得的2003-2009年间33个OECD成员国对155个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进行参数估计,实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否挤占了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从总体上看挤占了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但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OFDI并未对OECD成员国的对外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西方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对外投资威胁论并不成立。     

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在资金短缺与融资困难制约着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背景下,文章采用《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的微观数据集,首次考察了融资能力对我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信贷融资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的工业企业“走出去”,融资能力越强的工业企业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且越倾向于进行多次投资以及在多个国家进行投资.(2)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营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可能从融资支持中获益;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中,融资能力更有可能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达且完善的国内融资体系对我国工业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和吸收能力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模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依此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文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行模式进行分析,提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及应注意的原则,对企业的投资管理体系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提供防范策略。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产业选择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课题。进行产业选择不仅有利于重塑国际分工格局,而且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现状分析,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条件,认为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可以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