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企业出口

文章基于Melitz（2003）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厂商出口决策模型，利用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分析交通设施影响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倾向和出口数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入国内市场固定成本大于进入国际市场成本时，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交通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聚焦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进一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非国有部门企业的抑制作用更突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有助于带动非国有企业的出口。研究结果还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扭曲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数量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企业更大。这一结论不受内生性的影响。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向亚欧非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的倡议。文章利用199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验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关。经济越落后、交通基础设施质量越差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投资兴业促转型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处于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带之间,是东南沿海与内陆中西部地区结合部,既是承接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前沿阵地,又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省份。湖南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雄厚,是海内外投资的乐园,创业者的乐土。     

市场分割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通过研究交通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构建了一个从市场分割视角出发的研究框架,利用200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交通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不同程度市场分割下交通发展所产生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以铁路密度与公路密度衡量的交通发展提高了地区间的交流,对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会受到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继而根据"冰山成本"模型定义了市场分割指数,发现其对地区发展的倒U形非线性影响作用于自身的同时,也使得交通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异质性,相比于发达地区,交通发展在TFP水平较低的省份更能够发挥其正向影响,中部与东部地区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应加强"新基建"的比重,尽早摆脱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局.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企业劳动力成本的研究

文章从企业劳动力成本视角构建了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模型,采用微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通过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了产业集聚和企业出口之间的联立方程内生性问题,并通过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了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并且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了劳动力成本攀升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存在拟凹型关系,而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存在拟线性关系;贸易自由化强化了产业集聚缓解企业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企业出口负效应;本地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产业集聚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抵消劳动力成本压力所带来的负效应,从行业类型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强度最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投资企业作用最强,并且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程度大于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扩大贸易开放引进高质量中间产品,完善本地基础设施,大力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互动,是提升中国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毗邻效应、出口经验溢出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使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基于出口经验溢出视角构造四个毗邻效应代理变量,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判断这几个变量性质,并进一步采用扩展引力模型考察毗邻效应对企业出口行为(进入、退出和销售)的影响。研究发现: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有显著影响,即其可能对出口固定和可变成本降低都有利;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出口进入/退出,采用2SLS估计企业出口销售,结果表明毗邻效应引致的出口经验溢出会对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企业出口退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目的国与中国距离越近、市场规模越大、与任一已有市场有共同官方语言且企业生产率越高、以往出口目的国数量越多,则越有利于企业出口进入和销售,越不利于出口退出;企业在进入某一出口市场的初期退出该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以上结论在基于企业性质分类样本回归中存在一定异质性,但采用不同计量方法时稳健。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便利化改革,推动形成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应对私营企业在融资、税收和研发上给予更多补贴和政策支持,激发各类市场活力。     

内陆国家级新区发展政策建议--基于内陆与沿海新区的对比

文章依据内陆新区的优劣势,比对功能定位,研究认为其未来发展应在国家战略统领下,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具体特点,在注重环境保护、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积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与沿海新区在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并借助新区叠加优惠政策形成政策洼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以促进生产要素和人才集聚,最终实现新区的增长极核心带动功能。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深化对与之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渐成为产业布局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力。文章从知识溢出视角分析了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2003—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产业集聚在信息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除西部地区外,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均具备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的中介作用在中部最强、全国次之、东部最弱,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逐步进行产业转移与扩散,而中部地区已经逐渐成为制造业集聚中心。因此,要想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布局与增长的作用需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产业集聚的有效扩散与再集聚,重塑经济增长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