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基于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别从正式及非正式的角度探讨了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总体倾向于进入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并且偏好选择正式制度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和正式制度距离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2009年后,中国企业相比2008年之前越来越偏好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差距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迅速增加,投资金额持续扩大,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对2011年中国企业在全球155个国家303件跨国并购案例进行拟合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投资选择影响最大,即HDI平均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并购案例数平均增加4.5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的选择

本文将从中国企业的投资特点入手,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与相关模型的构建,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提供理论参考。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跨国并购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建立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文章基于1993-2017年中国对全球181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并购数据,并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最新测算的国家间政治立场指数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拉近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考虑了数据删失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通过促进两国签署与生效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孔子学院的建立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友好政治关系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效应,在不同行业和资源行业并购中更大,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国家效应更大。     

跨国R＆D投资的区位选择与我国对外R＆D投资的区位战略

从R＆D的区位要求和跨国R＆D投资的动机可以构建出跨国R＆D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模型，由此分析得出我国对外R＆D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西进”战略、平衡战略和“内敛”战略。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战略选择

跨国并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以理论为指导,进行战略性的规划。本文从三个重要的方面,结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探讨如何选择并实施正确的战略性决策。     

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的困难与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实困难是缺少世界级企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和地区分布和行业结构不合理但也有比较优势:一是技术适应性强和小规模优势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必须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选择规模型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合理输出产业,分层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研究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以及资源转移中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认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在选择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两种方式（新建进入和并购进入）时存在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在技术等重要资源转让成本不同的条件下，作为东道国应制定相应不同的引资政策以使利益最大化。本文评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变化，提出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规划，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东道国禀赋条件、制度安排与FDI区位选择

文章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距离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普遍影响;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不同组别表现出差异性;流入高、中收入组的FDI更多的受"市场"因素驱动,而流入低收入组的FDI更多地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同时,无论全样本还是细分组,FDI的区位选择都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资本结构调整--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立足于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在政治关联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相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探讨了政治关联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及其动态调整速度,以及制度环境对此传导效应的影响。检验发现：政治关联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此效应在货币政策趋紧阶段或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表现更突出。但政治关联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治关联带来的融资优势会减小资本结构的调整摩擦,进而加快其调整速度;但另一方面,政治关联后的预算软约束预期也可能导致企业优化资本结构的动力减弱,从而阻碍了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行为。该文对于透彻厘清政治关联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基于生产率调节效应的视角

文章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和生产率引入理论模型,并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完成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交通运输能力国家的企业为中国企业并购所青睐,尤其是水路运输;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的企业对中国资本吸引力并不显著,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双向互动却明显促进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而且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引起的间接调节效应最大,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这对于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成功出海并实现全球资本区域结构优化具有现实价值。     

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成败:大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421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制度风险对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重点研究了中国外交和经济"软实力"对制度风险与并购交易成败关系的作用机制,并讨论了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东道国制度风险与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良好的双边外交关系可显著弱化制度风险的消极影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可受益于母国的政治影响力,但国有企业受益更多;虽然国有企业能够在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国家,凭借母国对东道国的经济威慑提高交易成功率,然而对其他制度风险因素并没有形成有效规制,母国的经济"软实力"未能成为提高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有效手段。     

Role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Determining the R＆D Investment of Chinese Firms

This study ad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s innovation prospects by examining how variations in institutional quality within China impact on the R ＆D efforts of firms located in different provincial regions.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roles of other factors such as ownership types and market structures are revealed, which provides interesting insight into firms ＂ R＆D behavior. The key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stitutional qualit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decision offirms to engage in R＆D activities. Once firms start to engage in R ＆D, the subsequent expansion of firm-level R ＆D intensity depends on factors such as market structure.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domestic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the first critical step towards the goal of building a knowledge-intensive economy in China. Efforts to nurture market development are also important for achieving this go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