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凸显。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特点及其致贫原因,比较了实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前后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状况,论述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的成效,揭示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议。     

精准扶贫视角下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瞄准性比较

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收入贫困和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从多个角度对测度识别结果开展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测度识别方法在贫困瞄准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收入贫困的瞄准性存在局限,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贫困的全貌和内涵,多维贫困识别能够弥补单维收入贫困识别瞄准性不强的短板,如果将收入维度纳入多维贫困识别矩阵,则能够显著提升多维贫困识别的覆盖率并降低对收入贫困的漏出率。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扶贫实践中,精准扶贫效率的提升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方法,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增强对贫困发生维度的瞄准性,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     

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贫困——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研究

文章以全国191个贫困村3101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类型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前建档立卡的识别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漏。从家庭结构的特征来看,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妇、单亲与孩子、四代同堂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不同子女数量的二代家庭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导致家庭陷入多维贫困。此外,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需要提供基于家庭结构差异的多元化识别和帮扶措施。     

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验证——基于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家庭瞄准效率的调研数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贫困农户作为瞄准单位,其运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制度实施中目标家庭瞄准的准确性。本文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对低收入农户生计资产进行量化分析,试图达到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标家庭准确瞄准的目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可以直观地显示农户生计资产的组合及其配置状况,可用来判断农户整体生活状况,并可对低收入农户进行准确排序。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不失为提高制度瞄准效率的一种有益尝试。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安徽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调查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人口进行救助的一种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本文以安徽省部分贫困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情况调研资料为基础,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作深层次剖析。并针对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明确各级政府在这项工作中的责任。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项惠及近九亿农民的最大民心工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参考国外学者测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探寻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测算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的方法,并加以证实。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福利依赖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的最后安全网。自1999年,我国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享受城镇低保的居民基本摆脱了贫困的生活状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较发达的城市出现了类似发达国家福利依赖的现象,即低保制度“养懒汉”现象。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低保福利依赖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低保福利依赖的对策。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福利依赖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的最后安全网。自1999年,我国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享受城镇低保的居民基本摆脱了贫困的生活状态。但在实施过程中,一些较发达的城市出现了类似发达国家福利依赖的现象,即低保制度“养懒汉”现象。本文主要分析我国低保福利依赖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解决低保福利依赖的对策。     

构建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制度,对于防止贫富悬殊,满足贫困人口的生存需要,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值得庆幸的是2007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迈开了构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一步。笔者认为:正确界定低保对象是建立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前提;科学确定低保标准是建立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合理筹集低保资金是建立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关键;加强低保资金的运作与管理是建立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手段;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是建立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的终极目标。     

郑州市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解郑州市低收入居民生活状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我们到有关部门收集资料,走访了郑州市中原区、金水区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市区,到办事处、社区和居民住户家庭实地进行了调查和访谈。中原区是郑州市的主要工业区,这里集中了包括原国棉几大厂在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71家,集体、乡镇企业5000余家,下岗职工比较集中,是郑州市生活困难居民比较多的一个区;金水区是郑州市的行政区,不仅集中了众多的省直机关,还集中了众多的高校和医疗卫生等机构,下岗职工相对较少,是郑州市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一个区,但也分布着一些生活困难居民。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年来,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服务中心并对进中心职工按规定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失业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机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构筑起三道相互衔接、严密有效的防线,使城市困难居民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得到了维护和保障,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叉发挥了安全网的“兜底”作用,我们对此作了重点调查研究。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关于河北省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河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体系健全、程序规范、覆盖范围广,但其也存在退出机制不完善、分类管理不明确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运行机制,应加强动态管理,完善分类管理,坚持服务行政,加大资金投入,加快监督体系的建立。     

低保政策、家庭结构与贫困人口幸福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贫困人口幸福感不但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方面,而且,也是新时代衡量社会政策现实效能的重要标准。基于城乡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入户调查问卷数据,从困难感知度、心情愉悦度、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对贫困人口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较高,但心情愉悦度较低,且困难感知度较高,即贫困人口幸福感整体水平较低。贫困人口幸福感存在显著城乡二元分化和一定程度的个体差异现象。对贫困人口幸福感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对贫困人口幸福感没有直接显著影响。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却能显著降低贫困人口困难感知度,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心情愉悦度和生活满意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显著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不同家庭结构的贫困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影响效应由大至小依次为农村残疾人家庭、农村非残疾人家庭、城市非残疾人家庭、城市残疾人家庭。城乡救助待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业途径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是其重要诱因。因此,必须基于城乡和家庭实际情况,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幸福感。     

失地农民低保制度建设的分析探讨

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承包给农民的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不少失地农民因此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目前全国各地针对失地农民中的贫困者的制度设计和救助水平不同,由此也对低保制度构成挑战,这其中有制度性原因,也有地方规划等政策导向因素。总体来说,将贫困失地农民纳入城市低保制度体系是社会发展的趋势,需要从调整土地安置政策、加强全面的社会救助制度、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来解决贫困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应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加以完善.     

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简

贫困的测量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筛选,成为多维贫困分析和测量的关键。研究发现,非公理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具有算法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但缺陷在于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强且权重分配具有主观性;公理化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指数维度加总问题上存在异议,但满足了大部分公理的要求,且测量结果更稳健。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新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分析

贫困是制约发展、影响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低保制度的实行在新疆的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困难群体减轻了贫困,促进了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的团结。对新疆城乡低保制度运行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了其存在低保资金缺乏、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及福利项目的衔接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不断完善低保管理制度、低保制度和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相配合、扶持和发展慈善事业以及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等对策建议。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