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政府补助方式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2010－201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区分政府补助方式,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且随着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间接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企业成长性对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低成长性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成长性企业的影响更突出。     

政府补助方式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成长性的深入分析

以2010-201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区分政府补助方式,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相关作用,且随着企业经营绩效提升,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起到间接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根据企业成长性对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低成长性企业无显著影响;政府非研发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成长性企业的影响更突出。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创业板331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两种主要政策工具即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而税收优惠不仅不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有时还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参与如何通过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提高创新绩效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基于制度观视角,以2008-2011中国科技部数据库中400多家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考察政府参与在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参与主要通过知识渠道正向调节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发现,隶属于较高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更易获得广泛的政治资源,从而实现更好的创新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可以从有效配置政府创新资源方面着手,促进企业通过外部知识搜索实现创新绩效提升。     

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创业板331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对两种主要政策工具即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而税收优惠不仅不能增加企业创新绩效,有时还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政府参与如何通过企业外部知识搜索提高创新绩效——来自中国创新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基于制度观视角,以2008-2011中国科技部数据库中400多家创新型企业为样本,考察政府参与在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政府参与主要通过知识渠道正向调节企业外部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发现,隶属于较高层级政府的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更易获得广泛的政治资源,从而实现更好的创新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可以从有效配置政府创新资源方面着手,促进企业通过外部知识搜索实现创新绩效提升。     

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门槛效应分析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政府在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实行多种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利用2015-2017年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正向激励,实际税费负担率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呈负向激励;第二,政府补助力度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实际税费负担率则仅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第三,政府补助力度对高端、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时的门槛值分别为5.78％、13.14％和20.35％,实际税费负担率低于1.24％的门槛值时对高端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有所缓解,但对中端和低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总体上提高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政府补助力度,降低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率;针对不同层次的制造业,应逐步减少低端制造业企业创新对政府补助的过度依赖,重点降低高端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费负担,提升政府补助和减税降费对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性.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来自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补助这一调节效应在不同区域环境、不同产业环境和不同内部控制环境下的差异性表现。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不仅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且有助于促进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突破式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非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政府补助在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对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产出及突破式创新产出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政府补助政策,提升政府补助利用效率,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交互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政府补助、内部资源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创新系统。建立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系统要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系统内,创新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效果最显著,政府补助次之,政治资源最弱;进一步探究发现,创新绩效能够实现对内部资源的积极反馈,该反馈作用是快速响应的。此外,企业资源和创新绩效冲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很小,本期政府补助主要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     

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研究 ——供给侧—需求侧视角

利用2013-2016年中关村园区企业数据,将创新划分为创新倾向、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以政策供给侧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及需求侧的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供需两侧科技政策组合的技术创新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技术创新存在激励效应,供给侧政策对创新倾向的激励效应最强,而需求侧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不同的科技政策组合形式均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并且科技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存在协同效应。     

交互效应视角下政府补助、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为例

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政府补助、内部资源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创新系统。建立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系统要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系统内,创新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效果最显著,政府补助次之,政治资源最弱;进一步探究发现,创新绩效能够实现对内部资源的积极反馈,该反馈作用是快速响应的。此外,企业资源和创新绩效冲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程度很小,本期政府补助主要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政府补助及补助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证A股信息技术类产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证A股的信息技术类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且考察了政府补助意愿是否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的研发支出及科技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的补助意愿越强,企业的研发支出越多.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