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机构的职能定位与统筹治理--以上海街镇的组建实践为例

上海的街镇是上海基层综合管理的重要力量,其在住宅小区管理及其他城市和社会管理方面,都处在承上启下的核心位置。但目前街镇层面涉及此类管理的责任主体比较分散,管理力量比较薄弱,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结合上海市街镇党政机构改革和街镇基层“强身”,推动相关条线管理机构纳入街镇属地化管理,并适度整合街镇城市和社会管理力量,做强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分平台,组建街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基层治理视角下转型期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是我国重要的基层管理单位,是我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单元。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走在全国前面。文章对2017年-2018年武汉市级财政支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情况进行分析,挖掘和剖析基层治理下财政投入的表象及微观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把握政府与社区之间“指导与服务、协作与监督”的关系,如何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对社区建设的有效承接,如何调动居民自觉投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社区管理的实践及对策研究——以江苏泰州为例

社区作为城市管理的基本构成单元,在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加强社区建设与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泰州亦如此.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亮点.但也应看到,在社区行政化、社区参与意识淡薄、自治组织培育以及社区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社区自治居民参与度调查与心理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城市社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基层民主健康发展的内源动力。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程度是标识和制约社区自治程度高低的核心影响因素。以广东城市社区自治居民参与度调查为视点。从心理层面着重分析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观念和行为,有助于探寻社区自治中更有效力的优化策略。     

基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以新疆沙湾县为例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自治组织的社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大开发在带动新疆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结构延伸问题在社区层面也日益凸显。新疆沙湾县有着典型的城市多民族社区分布地域背景,通过对沙湾县三道河子镇14个社区的人员配备、管理方法及内容等的调研分析发现,社区在管理体制、人员素质、资金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管理压力增加的客观因素,也有制度不健全、主体职责界限不明的体制因素,当然,建设历程短,经验不足,对社区管理认识不到位,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扩大社区自治范围的“三重路径”

扩大社区自治范围是推进城市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在城市社区建设不断开展的进程中,要实现城市社区自治范围的扩大,既要实现量的扩大,又要实现质的提升,即社区自治主体范围的扩大、社区自治客体范围的拓展和社区参与机制的拓宽.     

社会工作介入基层社区治理探究——以河南省洛阳市D社区为例

文章从专业社会工作专业角度分析洛阳市D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缺乏配合,社区管理与服务不到位,社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社会工作者引导+社区为本"模式,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促进各个治理主体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发挥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领域的专业优势,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论股权转让中的章程自治——“法治”与“自治”关系的视角

股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只能在流通中实现其价值,因此股权转让作为公司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成为公司法规制的重点。公司法对股权转让的规定,为当事人提供了一套任意性的游戏规则和法定框架,章程可以在不违背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种规则或框架作出修改,以彰显私法自治的力量。章程与公司法的应然关系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公司法通过其功能的实现不断地清除公司生活中的私人强制,以培植和辅助章程实现私法自治。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与服务创新——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志愿服务为例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社区治理创新是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只有加强基层社区的民主建设,充分发挥社区自我管理的作用,才能使社区成为具有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和最有活力的城市细胞。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六步议事"自治制度践行的结果再一次证明,城市社区只有实现公民自治与公共服务创新,城市的管理和治理才能落到实处,并体现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才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演变与驱动性发展——以上海浦东新区“镇管社区”为例

镇管社区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成果。由于时代发展和经济社会基础条件变化,镇管社区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体制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20年的探索和发展,镇管社区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体模式,发挥了其对基层有效的治理功能。     

对社区建设中“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以天津市“三区建设”中的新社区建设为例

在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社区建设问题至关重要。新社区在治理、功能、居民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对新社区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发挥政府、市场和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要素进入社区治理,注意培植和引导中间组织在社区服务、管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作用。     

农村社区养老研究——以成都周边农村社区为例

近年来,成都市在农村社区养老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帮助低收入、孤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农村老人空巢化、家庭人口小型化等严峻趋势下,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与养老服务供给短缺的矛盾逐步凸显。成都市政府规划在今后的农村社区养老建设中要力争达到以下目标:拓展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培育养老服务组织,培训专业服务队伍,提高服务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还需要鼓励多元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发展社区养老机构建设的队伍当中来。     

论反垄断法与相邻法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视角

反垄断法可以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去理解,主要表现为企业和消费者的权利和自由。私法自治是反垄断法的一个运行机制,私法自治与反垄断法正相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在机制。反垄断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反垄断法优先适用。私法自治是处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的基础,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平行适用。反垄断法无需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目标,反垄断法表面上的消费者利益条款是合理标准的适用。     

基于社区居民视角的红色旅游发展绩效评价研究——以韶山为例

基于社区居民视角,从政治、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含有13个测量指标的红色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对韶山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红色旅游发展绩效总体评价3.89分,满意度较高,持积极肯定态度;同时,红色旅游发展给当地纯朴民俗民风、红色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及物价等方面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参与的有效载体——以工人新村社区议事园为例

目前,城市社区参与普遍存在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层次不深等问题,笔者通过对典型的分析,试图从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区参与发展。     

“问责制”在基层央行内部控制中的应用——以人行中卫中支为例

我国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在各级政府部门探索实施以来,对塑造责任政府形象、增强公务人员责任意识、督促其依法高效履职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人行中卫中支党委自2006年提出将讲责任、负责任、究责任三大责任体系科学地引入到目标量化管理中,初步形成了中支问责管理体系。本文阐述了问责制在中卫中支内部控制中的应用及取得的成效,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改进建议。     

增能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长者服务路径探讨——以广州市L社区为例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及晚年幸福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广州市L社区应基于增能理论,肯定老年人自身的潜能和成长能力,立足社区长者的服务需求,通过开展医养结合主题服务,构建社区长者互助、社区应急响应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长者饭堂”“长者需求小屋”等策略,激发老年人的生活热情和内生动力,进而提升社区长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现状分析——以广州市金花街社区为例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广州市各城市社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论文选取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的荔湾区金花街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社区养老服务的实际运行情况,并总结其优势和不足,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