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沿海省份的数据,借助ML模型测算了中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海洋经济GTFP有所提升,技术效率是GTFP提升的主要内部驱动力.进一步从政府环境投资和企业排污费两个角度选取环境规制指标,以GTFP作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二者关系在时间维度和强度维度上的差异.研究认为,在时间维度上,当期及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均可显著提升海洋经济GTFP;在强度维度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GTFP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大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GTFP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最后,文章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和鼓励创新等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现有关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波特假说的研究,更多是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治理转型与绿色竞争力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治理转型"过程。本文首先基于治理转型的视角,指出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不同导致创新阶段差异化特征的差异,然后运用全局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重新估算了2001—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工业绿色竞争力,再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发现中国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情景下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此基础上加入治理转型,产生了初步复合效应,证明对工业绿色竞争力的作用是积极的,可加快环境规制拐点到来、波特假说实现;进而加入治理转型与研发交互项,产生深度复合效应,进一步加速了拐点到来和波特假说实现。本文为考察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气质量

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深化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度化的认识,构建指标并以环保部重点监测城市为研究对象,在考虑城市生态气候条件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及其交互作用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可以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条路径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均呈现U型曲线效果。因此,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城市政府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并在此过程中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建立长效稳定的环境规制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提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来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三者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相互作用下,相比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环境规制,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差异、创新驱动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

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了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所构建的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各省区的创新驱动能力。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创新驱动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创新驱动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环境规制与创新驱动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积极作用,而且两者还显示出一定的协同效应。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海洋创新驱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我国11个沿海省份2006—201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以海洋创新驱动为门槛变量时,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海洋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海洋创新驱动水平制约而存在门槛效应;外商资本投资水平、R&D经费投入情况均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南部、东部海洋经济圈中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较不显著。最后,从重点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海洋科技转化应用能力、优化海洋创新驱动制度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区域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环保补贴与企业绿色转型：“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最主要的激励政策,环保补贴无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这或因为环保补贴中存在“偏环保绩效轻创新绩效”的结构性矛盾。为证明以上观点,本文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环保补贴结构分解为环保研发补贴与环保非研发补贴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具有短期“环境导向”特征的非研发补贴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具“环保基因”和“研发基因”的环保研发补贴可通过缓解内外源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研发补贴在制造业和重污染行业样本中激励作用最强,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及规模大小也会影响环保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三,环保补贴政策设计应兼顾“环境”与“效率”,将短期环境保护与构建企业绿色创新转型的长效机制相结合,实现长期环境友好型增长。     

不同技术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在绿色浪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基于2011-2017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增长作为中国工业增长的衡量标准，借助EBM模型构建“工业绿色增长指数”以测算分行业绿色增长水平，进而运用GMM两步迭代法检验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过程中，不同创新形式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均有激励作用，但对工艺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都能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但产品创新的贡献更大；两种创新形式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略大。这表明，产品创新是工业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实现工业绿色增长的最佳战略选择。研究结论不仅解锁了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中间过程机制，同时也对绿色转型中工业企业如何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选择创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金融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基于海洋经济的PVAR分析

基于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三者关系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回归数据表明海洋经济中,金融发展水平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技术进步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其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可见三者相互影响的关系存在长效机制;最后,通过方差分解发现,三者都存在较强的自我强化机制,但其对另外两者的贡献率都偏低。因此在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调整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金融支持的长效机制,企业要加强科研创新,以技术进步拉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海洋经济中建立起三者结合的良性循环机制。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经济、绿色发展及绿色转型研究综述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日益增长,地球生态系统承受的负荷逐渐加大,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制约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有关绿色经济以及有关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研究成为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应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总结了有关绿色经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绿色发展战略与政策及其驱动/制约因素、绿色转型评价理论方法及其实践应用研究等,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提出并展望了我国未来相关研究的关键和热点。     

环境社会技术对产业共同体的规制:绿色解码

由于环境资源的外部性特征,产业共同体对绿色自然技术的绿色解码过程需要借助于环境社会技术的规制。理解环境社会技术对产业共同体的规制,有助于推动绿色自然技术在产业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与扩散、构建绿色自然技术的社会生态场域、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意识,最终形成绿色产业共同体。从环境社会技术规划产业共同体的理据、路径、机理及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量化指标,构造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1992—2012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研究得出,社会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最为显著,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最大;目前的制度安排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