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困境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如何更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才能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优化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策略分析——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

现阶段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对象受限、供给内容不当和供给标准不明等问题。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但固化的二元户籍制度仅仅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表象，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收益不对等及不完善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才是导致制度困局的关键。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不在只停留在农民工市民化现象的本身，而是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着眼，深入剖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制度层面的原因，这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内涵出发,从理论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量的方法及市民化进程变化规律.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际度量中,强调主观意愿与能力两项关键要素,并建立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对市民化进程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文章提出国家应加快制度改革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社会政策范式下的农民工市民化——评《新形势下农民工社会政策转型研究》

<正>农民工不仅仅是对务工经商农民的统称,而且是一种飘零在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身份符号。虽然早在1989年学术界就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一词,但是直到本世纪初对农民工的认识态度转变以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才真正展开。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职业市民化、居住地域市民化,而且包括了公共服务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等等,涉及到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因此,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视角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     

基于社会保障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研究

本文主要对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困境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以工伤、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为核心,并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公共文化服务等制度相配套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争取尽快建立起真正能够满足农民工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促进农民工早日向市民化转变。     

基于ERG需要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分析

依据ERG需要理论,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其发展需要的体现,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应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制度、在县域实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和就业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及分担机制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阻滞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但除了制度层面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厘清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成本分担主体的责任所在,进而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进城就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给农村和城镇带来了双赢的变化。制度障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这就要大胆创新,打破现行影响农民就业的各种制度限制,尽快制定与完善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相关制度,有效推进和保障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让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简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却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制度性障碍和农民工自身障碍,并提出从制度变革、社会认同、农民工素质提升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简析城市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却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制度性障碍和农民工自身障碍,并提出从制度变革、社会认同、农民工素质提升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