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集体福利到市场福利—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福利政策模式研究

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是经济保障与生活福利问题，是农民到市场身份的转变问题。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本质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农民福利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由集体福利模式转变为市场福利政策模式。     

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农民生活福利

农村发展之于农民,根本目的是提升农民的生活福利。从提高福利的角度看,增收不是唯一手段,通过财政政策,改善公共服务,直接改善农民福利,也应提到更高的高度来认识。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增加农民福利水平走的是一条间接的路,同时,这条路由于农民资源禀赋（现有财产状况、人力资本状况等）存在的个体差别,不可能让每个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长。通过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     

农民宅基地福利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民宅基地的无偿无期限使用制度以及其多功能性,使得农民宅基地福利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宅基地自身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本文阐述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宅基地福利水平以及影响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宅基地福利水平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农民的生存伦理分析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一切行为准则的中心是为了生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以其精湛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农民的这种生存伦理,它具体体现在农民的"生存理性"与"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中.关注与重视农民的生存伦理,对于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农民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民福利:供给模式、实现机制与政策展望

福利权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国民待遇之一。对农村人口仍占一半以上的中国而言,农民的福利获得就成为检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把标尺。本文从广义社会福利视角出发,以国家一社会分析框架梳理了自传统社会以来中国农民福利的不同供给模式,描摹了不同阶段农民的差异化福利际遇,勾画出显著区别于西方工业化逻辑下农民福利发展的中国路径。这一路径表明,国家主导下的发展型农民福利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而要完全实现农民的这一现代国民福利待遇,不仅要正视这一福利取向的根本特性,更需要在国家主导下构筑起由不同福利主体有机组合的多元治理框架。     

从生存到生活

生存与生活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却相去甚远.生存大致与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次相对应,只要满足温饱等基本生理需求即可;而生活则是以生存为基础的、以发展性与享受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人生状态,大致与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的后几个层次相呼应.     

农民新命：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公民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这种不合理才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公民”。“公民”是无所谓乡下农民或者城市市民的,在制度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利。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研究——基于农民分化的视角

农地城市流转是土地资源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为探明异质化日益明显的农民群体的福利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差异性变动,采用湖北省武汉市所辖6个远城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方法对纯农业生产者、半工半农者和经商兼农者等3种分化类型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整体福利水平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略有上升;3种分化类型农民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存在差异,改善幅度由大至小依次为经商兼农类农民、半工半农类农民和纯农业生产类农民;提升纯农业生产者和半工半农者这两个分化类型的福利水平是改善农民整体福利状况的关键;此外,影响这两类群体福利水平的因素集中在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心理感受以及环境条件4个方面。     

百年农民营养与福利变化：测度与政策

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准确测度百年内农民福利和营养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鉴于百年跨度上收入和支出的货币尺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不可比性,本文主要采用恩格尔系数和食物消费与营养摄入指标,修正测量中的各种误差,比较分析了农民的福利改善历程。结果表明,建党百年来,中国农民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以1978年、1989年、1995年、2012年为节点形成了五个阶段的鲜明变化特征。同时,农民食物消费和营养水平显著提升,呈现出谷物消费量大幅减少而肉类等动物性食品消费量大幅增加的变迁,相应地,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一直在稳步增加,卡路里摄入量在2000年后则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农民福利水准的提高不仅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也得益于在市场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各项扶贫政策和支农政策。城乡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的融合成为未来衡量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的微观福利测度

研究目的:测度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农民福利,揭示农民福利的变动机理与原因,期望对当前的理论争论提供新的启示,并对增减挂钩政策的完善与拓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研究结果:(1)测得农户整体福利指数为78.3025,表明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增进了农户整体福利;(2)从5大子系统的福利效应来看,最明显改善的是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公平感知状况居中,就业发展与家庭经济状况最不明显,这与农户福利诉求存在一定偏差,表明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尚存优化空间。研究结论:增减挂钩政策应围绕变政府主导为农民自主、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注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拓展。     

从生存到发展--当代中国农民风险意识的成长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的生存理性。这种生存理性表现为“维持生存”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避祸求安的心态。但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现实的力量;中击着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寻求发展的愿望打破了老一辈“安贫乐道”的心态,风险意识已成为当代中国农民的经济伦理品质。     

土地流转对中老年农民福利影响研究——来自CHARLS2018年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8年度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模糊评价法从资产状况、生活质量、可行能力、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村中老年福利水平进行测算,并实证分析了土地流出对45岁以上中老年农民福利的影响,同时选取村土地流转比例与近5年内是否进行土地确权作为土地流出的工具变量,解决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土地流出对农民福利水平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并对不同性别和地区存在差异。土地流出对农民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和可行能力两个方面,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提高了农民非农就业概率、增加农民收入,从而缓解家庭预算约束,改善生活水平实现的。本文为推动土地流转的政策提供了提升农民福利水平方面的支持。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湖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扶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弯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基于农民福利的宅基地流转模式比较与路径选择

研究目的:揭示现有3种宅基地流转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集体推动模式与农民自发模式下的农民福利状况,并提供改善路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与理论模型法。研究结果:(1)从短期来看,在无法改变城乡土地市场二元分割现实的情况下,集体推动宅基地流转模式最有利于增加农民福利,而其他两种模式由于存在政府垄断和隐形流转致使农民福利损失较多;(2)从长期来看,增加农民福利的有效途径在于实现政府主导、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三种模式向宅基地市场自由流转的转变。研究结论:有条件地区尝试推行集体推动宅基地流转模式,不具备条件地区需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或规范隐形流转,最终3种模式都需向市场自由流转转变。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农民福利构成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省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农民金融权:一个农村民间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农民金融权是一种理应归属农民的金融利益,一种无差别的综合性权利,一种关乎农民生存与发展的人权,农民金融权有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分,其内容包括农民金融发展的平等权利、农民自由进行合作金融的权利与农民有获得国家金融资源供给的权利.     

从菜价问题看农民权利的保障

近年来,菜价的暴涨暴跌使广大农民利益受到伤害,其所反映出来的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民权利的保护问题。从基本人权的角度,农民的自由权、生存权、请求权、平等权都存在严重缺失,应从完善宪法、物权法保障、建立组织保障、完善司法保护等方面全方位地确立和保障农民人权,真正解决农民问题。     

基于社会权利视角的中国福利国家之辨析

20世纪中叶出现的社会权利,一方面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另一方面重塑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享有福利不再是国家的施舍,而是公民的权利。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归宿。文章以社会权利为工具,分析福利国家的缘起及其类型;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利国家演变的三种模式:国家/集体福利模式、市场福利模式、社会合作福利模式及其特点。中国的福利国家在弥补市场失灵、推进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城乡不平等、身份不平等以及福利利益流动不自由的问题。这要通过强化福利国家制度的权利理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福利金统筹层次等措施加以解决。     

从尊重农民权利做起

长期以来,我国受农村“三农”问题的困扰。“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建国后,户籍制度的推行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使农村在历史上曾经向城市输血达6000多亿元。当时我国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大大低于城市,使我国总需求不足,并最终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虽     

从农民娃到书画艺术家

土右旗民一中美术教师李文中从小酷爱书画艺术，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他离开学校，参加农业活动。在村里他一边下地种田一边自学高中课程和绘画，村里人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人背着画夹到村内外写生。为了掌握绘画技巧他省吃俭用带着干粮到内蒙古师大请教美术教授，晚上没住处，就在火车站候车厅呆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