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矢志不渝的开展反贫困斗争,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和回顾新中国70年反贫困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基本经验: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减缓相对贫困,本文结合新中国反贫困历程和基本经验提出一些展望: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满足人民需求的相对贫困标准;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借鉴以往的反贫困政策,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     

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

2020年后,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历史时期。围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从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出发,系统构筑相对贫困治理的分析框架——"四梁八柱"。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来顶层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然后从实践层面分析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即"八柱":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保障特殊贫困群体权利;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牵引包容性发展体系;建设民生工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金融赋权赋能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与经济参与能力;实施产业扶贫推进产业兴旺产业富民;"志智双扶"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优化驻村帮扶体制机制提升组织扶贫效率。     

相对贫困的循证治理框架设计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研究

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深入越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反贫困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总结和时代要求共同地指向,在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激发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将是实践的重要支点之一。由于中国的贫困治理与循证实践在此前已展现出相当的契合,故我们将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主体性放入循证实践框架中进行分析。循证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框架在横向上展开为四位一体的主体互动关系,纵向上要求实践对象的全流程在场。这一治理框架的提出,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此框架中,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积极配合其他主体进行循证实践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向其他主体进行身份转化的潜能。引入发展的眼光研究该群体的主体性,是对精准扶贫时期循证实践研究的突破。最后,在激发路径上,可以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进行实践项目吸纳和社区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合理转型。     

基于贫困减缓视角的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本文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的年度数据,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检验,结论是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贫困减缓有明显积极作用,即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大小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低对贫困减缓产生明显直接的正向影响,而普惠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高低则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不明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普惠金融利于贫困减缓的发展建议。     

农民工进城后的反贫困经济学思考

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其贫困主要表现在群体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具体表现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心理贫困,知识贫困四大方面。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必然导致心理贫困,而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心理贫困又可归因为知识贫困,即知识贫困已成为农民工最大的贫困和贫困的根源。就此,本文进行了农民工进城后的反贫困经济学思考。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需要实现三大转变

正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反贫困的终结。随着超常规的脱贫攻坚战的结束,中国的贫困问题将转变为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统筹解决城乡贫困问题也将提上议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需要实现三大转变,即由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由收入贫困     

相对贫困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感的影响

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心理层面研究相对贫困对流动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状况降低了其在当地的主观融入感。通过使用OLS和PSM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标准下的相对贫困状态均显著降低了流动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本地住房拥有情况、户籍性质、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存在以权利贫困为中介的部分中介效应;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正规就业和社会交往对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文中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实现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     

民族地区金融反贫困中的资本整合、文化融合与体制磨合:新疆案例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的基础是民生建设,民生建设的基础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有效消除贫困,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建立系统的农村金融反贫困政策框架,并用制度化的手段保障金融反贫困的推进.本文基于对新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和五家渠市经济发展的实地调研,运用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带来的东西部资本整、文化融合和体制磨合,探讨了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针对民旋地区金融反贫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群体金融理财服务的路径研究

随着现代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逐渐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正在慢慢的处于扩大之中,这是使得社会经济逐渐好转的必然基础。从社会整体财富的分布看,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高收入水平群体手中,其次掌握在中等收入水平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因其社会财富占有量的优势,可选择的理财途径较为广泛,并且需求更加多样性;中等收入人群较低收入人群具备一定的社会财富占有优势,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能完全满足其保障性的需求和经济水平改善的标准。因此,在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对于金融理财方面的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的空间最为广泛,而且可以很好地带动社会上的消费服务,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从而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对我国银行中的金融理财服务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为金融理财业带来广泛的发展机会,使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此同时,根据中等收入群体在消费时的特点与理念都具有他们独特的行为,要想使得我国金融业得到提升,一定要根据他们的消费行为与理财特点做出详细的分析与研究,最终确定一套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金融商品或者理财销售组合。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问题研究

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金融领域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农发行要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部署,改进金融服务,加快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既是农业政策性金融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农发行新一轮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立足农业政策性金融职能,     

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的比较研究

小额信贷主要强调向贫困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小规模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强调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本文在探讨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上,对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小额信贷本质上是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扶贫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但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在缘起、理论基础、组织机构、业务种类、覆盖面、发展目标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     

金融支持水库移民的制度与影响分析——以浙江省温州市水库移民创业贷款项目为例

水库移民因搬迁安置中的物质损耗,在安置地的发展存在一定障碍,而通过获取金融信贷支持,可以快速地改善经济状况。本文以浙江省温州市水库移民创业贷款项目为例,探讨了水库移民群体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和对移民群体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在政府主导的适当制度安排下,金融机构可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提供符合水库移民金融需求的金融服务,从而使水库移民享受到信贷服务机会,进而促使其产生"造血"功能,增加移民收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广度与深度分析——基于河南省农村村民的调研数据

普惠金融意在为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提供便捷及有效的金融服务,经过多年发展,释放出强大的影响力。后疫情时代下,普惠金融为低收入城镇居民、“三农”人群等贫困群体提供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章以河南农村为调研对象,分析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经过调研、访谈和对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当前农村普惠金融存在数字化产品渗透率偏低、数字化深度不够等问题,进而对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提供针对性建议。本研究将样本限定在河南农村,所得结论对农村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有实际指导意义。     

中国反贫困工作40年历史演进——基于1979～2018中国反贫困政策的量化分析

本文收集了1979～2018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发布的289个反贫困政策文件,从政策样本的数量与结构分布、政策类型与参与机构、阶段性任务与内容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政策的演化历程。研究发现:①不同时期的贫困特征决定了不同阶段反贫困政策的数量和结构;②各阶段反贫困政策目标和措施始终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高度一致;③反贫困政策演进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④参与制定和实施反贫困政策的部门不断增多,政策合力得到增强;⑤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始终围绕经济与社会双轨发展这一基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中国反贫困工作40年历史演进特征,对未来反贫困机制的完善提出了展望。     

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经济标准之我见

21世纪初是中国农村实现扶贫开发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 ,也是中国贫困农村解决和稳定解决脱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贫困标准是关系到稳定解决脱贫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农村贫困标准的界定是反贫困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就贫困经济标准的可变性、界定的客观依据和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的基本构想谈一些认识。一、贫困经济标准的可变性世界银行根据贫困程度将弱势群体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国现阶段的贫困是指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贫困是指按恩格尔系数理论的界定方法 ,即年人均食品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 6 0 %…     

2020年后扶贫开发面临的老命题与新挑战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2020年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有望全员脱贫,并不等于为扶贫开发任务彻底划上句点。届时,扶贫开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可能会面临脱贫成果巩固与提升的老命题,以及贫困表征演变、扶贫主战场变动、扶贫开发与国家战略融合等新挑战。可采取措施及时应对:继续扶持产业发展解决脱贫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基于次生贫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的新特征动态调整贫困标准;关注城市新底层群体,努力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四是构建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衔接机制。     

福建省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服务业特别是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动机。文章分析了福建省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运用实证分析模型对影响福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水平、金融中介效率、金融技术人员数量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额都对福建金融贸易出口有正面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文章就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扩大福建省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金融中介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以及进一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加强金融贸易人才的培养力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的改革与发展

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导致的贫困,既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难题,又是跨世纪发展的一个主题。中国的贫困问题,其发生原因、贫困程度、反贫困机制,既含有一般性的特征,又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本文以全国为背景,以山西为案例,对贫困地区的改革作一些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