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生态效率——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生态效率，但是在投资型环境规制不能提升生态效率的情况下，加强技术创新并不能对生态效率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而同时提高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并对周边区域的资源产生了挤占效应。基于此，文章提出实施创新与绿色协同发展战略、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外溢效应等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生态效率的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采用2004-2015年省际数据,从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两个维度,利用门限回归方法对30个省份进行科学分组,研究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层面,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曲线形状和拐点值存在较大差别,且中部地区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明显滞后;在门限分组下,不同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省份组别的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曲线形状和拐点值及其滞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环境规制的拐点值,即技术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值通常越小。     

空间溢出效应下的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路径分析北大核心

在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地区碳排放强度空间聚集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路径。理论研究发现,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于碳减排的影响路径是非线性的,这种非线性表现为即期影响不显著甚至为负,但是长期则显著为正。经验研究则发现省际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这表明各省份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集聚特征。与此同时,虽然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空间溢出效应不利于发挥环境规制对于即期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但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则显示环境规制最终会在长期内抑制本地碳排放强度的提高。这说明进一步强化碳减排的目标约束、持续加强环境规制是有利于我国“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环境规制提高建筑业碳生产率了吗?——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7—2016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在测算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和门槛回归双模型对环境规制和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上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促进了我国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但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表现不同;从区域层面上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各区域环境规制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从门槛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受建筑业科技水平的约束,未达到建筑业科技水平门槛值的省份,加强环境规制会抑制建筑业碳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基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

本文从环境政策的创新模式选择效应视角剖析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速放缓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考虑投资型规制、费用型规制、研发补助三类环境政策和外源型、内源型两种创新模式，本文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工具-创新模式选择-GTFP”因果传导关系，发现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以创新模式选择为中介对GTFP施加动态异质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内源创新激励效应越强，其对GTFP的短期促进作用越弱、长期促进作用越强。进而考察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沿革，发现费用型规制强度持续、快速提高所引发的创新模式过度内源化是导致我国G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上述结果揭示，发展单一的内源型创新模式难以实现GTFP平稳增长，即激进的创新驱动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战略诉求。政策启示是设计环境政策空间布局，引导不同地区落实差异化环境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战略统筹，使GTFP回归平稳增长轨道。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研究

生态创新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条件尚存争议,且地理学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运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其他地区多表现为抑制或不相关;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等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跨越这些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成立。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优化 ——以钢铁产业为例

因其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对其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7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是构建全局网络方向距离系数模型测算钢铁产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观测期内,中国钢铁产业技术效率整体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效率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行政命令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规制的直接效应尚不显著,行政命令型规制在不同空间距离下都体现出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四类环境规制均存在双重门槛,但各类规制的最优强度区间存在差异,体现出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财政分权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引进的影响机制

为了探究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引进的空间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相关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命令与控制型、市场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引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命令与控制型、市场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引进的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在全国层面不显著,仅在部分区域层面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自主研发能力;二是进一步发挥优势地区的示范作用;三是制定跨区域的技术引进补偿机制;四是制定跨区域、层次性和阶梯性的环境保护政策;五是有效利用财政分权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优势。     

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引致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GMM和门槛回归评估,从水平时间和垂直强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海洋科技创新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预防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中长期则正向引致效应显著,与"波特假说"相符;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短期挤出效应,其中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模仿型技术创新产生中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型技术创新没有显著中长期影响;预防型环境规制对引致海洋科技创新没有显著门槛效应;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折线型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引致效应较弱,负向挤出效应明显。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检验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并构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表现出倒"U"型态势,拐点之前呈"绿色悖论效应",拐点之后呈"倒逼减排效应";地区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临近趋同性。为了达到环境规制的预期效应并促进碳减排,除了适度增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及选择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还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