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人均资源占有水平看经济发展的限制条件

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之俱来的是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工业生产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水资源和一些原材料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实现的,走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人口、资源和能源的制约与环境的压力,面临诸多"瓶颈"。     

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2年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相关数据,构建了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在内的城镇化指数,以及包括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空间占用在内的资源环境指数。利用VAR模型来定量研究城镇化指数与资源环境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系统存在耦合关系。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对资源环境系统产生胁迫效应,同时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加重,资源环境系统也会对城镇化的规模、速度、效率等提出约束要求,但是约束效应要小于胁迫效应。     

产业集聚、资源错配与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分析

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产业分散以及资源错配被认为是助长环境污染的重要诱因。论文基于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资源错配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产业集聚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在产业发展初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污染物的排放;资源错配与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资源错配,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会产生正向协同效应。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于“十一五”时期的实证研究

根据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原理,采用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十一五＂时期各个因素对我国污染物排放变化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污染物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技术效应对降低污染物排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能源消耗、SO2和COD的排放来看,工业内部结构均趋向清洁化,但这种结构效应对降低污染排放的影响力度不大,原因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依然缓慢。     

沈阳市绿色GDP核算体系构建及初步分析

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资源消耗成本和治理污染费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通过对沈阳市2002—2011年能源资源消耗、水资源消耗、耕地资源、环境污染成本作为核算要素,对沈阳市绿色GDP的核算,可看出沈阳市绿色GDP逐年增长,但沈阳市能源消耗仍占据很大的比例。因此,沈阳市还需要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推广清洁生产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沈阳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策导向的重大转变

国家统计结果表明,“十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7%。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量也在上升。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是造成“十五”环保指标没有完成的直接原因。“十一五”规划纲要把环境保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1-2006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废水4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等4种环境质量指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都存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经济增长指标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与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强度均呈倒“U”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则呈正“U”型的关系。     

新疆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新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联系机制。文章首先对新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现状做了详细的描述性统计;然后基于1985年～2007年的时序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协整方程。研究发现,新疆存在从能源到经济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为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系;新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对外贸易构成环境污染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影响新疆环境污染程度的各因素中,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很大的。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质量又会逐渐改善。文章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GDP拟合方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响,而工业发展对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我国沿海高强度开发区水资源政策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我国沿海高强度开发区水资源政策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袁雯，杨凯（华东师范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环境科学系．上海２０００６２）近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高强度开发区域．尤其是以长江、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资源的...     

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立足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制度背景,结合我国环境污染的特点,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考察了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带来的环境问题。实证结果表明:第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加剧了污染物排放、加重了环境负担;第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而引发的FDI竞争行为,加深了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第三,财政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并结合信息熵及模型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广西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倒"U"型,2008年是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但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并未十分明显。广西污染物排放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经济总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逐年下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广西需要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加强环保政策的制定,减少污染排放;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的耦合协调。     

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汽车制造业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的产业,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同时汽车的使用又消耗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污染大气环境的尾气。由于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发展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形成约束,使中国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必须转变汽车产业的增长方式。     

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生态效率是衡量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经济发展中利用自然资源减轻环境压力的效率.尝试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运用到生态效率的实证研究当中,从宏观角度对中罔2000-2006年区域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整体生态效率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0.7-0.8的平均水平,但是区域间生态效率差异明显,东、中、西部效率值分别为0.939、0.712、0.641,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工业固体废物、工业粉尘、烟尘等污染物的排放及土地、水等资源的消耗成为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总的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约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是提高生态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攻策导向的重大转变

国家统计结果表明，“十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远远超过了原计划的7％。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能源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量也在上升。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是造成“十五”环保指标没有完成的直接原因。     

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理论和基于1982-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减污效果.建立环境援助减污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援助在中国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挤出效应以及环境援助自身的直接减污效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显性的结构效应、挤出效应、援助自身的减污效应三者之和来看,环境援助降低我国CO2和SO2的排放,增加工业废水、粉尘、烟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上述影响均存在滞后反应;当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小于一定临界值或技术效应大于一定临界值时,环境援助影响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总效应为负.     

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文章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圈内表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指标的时序数据进行协整、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分析,研究了都市圈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动态性。研究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双向作用力,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具有滞后性;方差分解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在生态环境方差解释方面起关键作用,由工业污染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     

污染排放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利用中国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污染排放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门槛效应出发,就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即当污染排放度大于高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影响。经济发展初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环境污染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将放缓,而此时污染排放度对经济发展效应为负。第二,政府干预程度大于0.206时,会使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特别是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是有效的,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却造成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负影响。     

改善供热系统 挖掘节能潜力

目前，我国的集中供热主要是以燃煤为燃料的热电联产和区域锅炉房供热，但是集中供热普及率只有30％左右，有大量的分散供热锅炉房，这些锅炉房常年处于低效率运行当中，不完全燃烧造成排放烟尘污染物超标，排烟温度高，这种分散锅炉房造成了极大的能源浪费，不符合我国节能减排的能源使用政策。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长，如果不尽快的提高的能源利用率，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本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我们供热行业需要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