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及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污染排放强度的净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对应的经济密度、人口密度门槛值分别为603.96万元/平方千米和201人/平方千米。也即,在低经济密度或低人口密度地区,偏向于生产性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污染减排效应的发挥;在高经济密度或高人口密度地区,以非生产性支出为主导的财政支出结构则更有利于提升地区污染减排效应。     

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制度约束条件下对外贸易对于环境污染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提升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程度;门槛模型回归的结果表明当制度质量低于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总额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而当制度质量高于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有改善作用。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产业互动下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治理效应

产业布局不平衡是制约地区环境治理、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和政府的三部门经济,从产业互动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在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从本地效应来看,当集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时,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环境质量,并释放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从邻地效应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周边地区污染排放,但会由于"挤出效应"增加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进一步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和高劳动力成本能改善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本地环境污染效应,但会通过促进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增加周边地区污染排放,而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能有效抑制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地区土地资源错配、技术创新与雾霾污染

地方政府在城镇建设用地上的错配行为可能会影响地区雾霾污染。基于2011—2018年中国216个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关联下地区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引资质量低下、交通出行增加等会直接加剧当地雾霾污染,而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带来的雾霾污染,则会通过空间外溢显著加剧本地雾霾污染。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还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而间接加剧本地雾霾污染,但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还存在明显的技术创新门槛效应,当地区技术创新超过一定水平时,土地资源错配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会得到有效缓和。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解决“以地谋发展”和雾霾治理两难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利用中国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分权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与财政分权度是负相关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程度与财政分权度是正相关的。依据数据测算,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2007年达到这一临界值,即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第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人均GDP分别为4.9万元和1.3万元时,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达到最大值,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将下降。     

FDI与环境污染:溢出效应还是污染效应?——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FDI对环境的污染效应、溢出效应及其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FDI的溢出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排放,污染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为正值;(2)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在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均显著为负,但是FDI的污染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3)通过不同FDI水平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FDI水平的增加而呈现递增趋势;(4)人力资本分组研究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递减趋势。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错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阐述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为门槛变量,比较分析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在产业集聚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但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递减,产业集聚度为中度集聚时,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存在适度区间,当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介于0. 131和0. 206之间时,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新时期改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关注产业集聚的影响,还要深层次地关注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性。     

税收竞争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数据为样本建立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表,运用极值熵值法测度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双重视角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改善明显;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上升;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而近年来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超越东部和中部地区。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是一种"趋优竞争"。③从税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加剧污染恶化,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污染排放。④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⑤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环境污染。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是当务之急。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吗?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影响效果存在双门槛效应;吸收能力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政府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影响,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越低;制度因素对于政府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调节效应大。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税收竞争是引起"囚徒困境"还是"抑制利维坦"的效率悖论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竞争进行招商引资以刺激本地区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种刺激效应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逐底的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刺激作用,这种效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甚至在经济发达阶段呈现为抑制效应。根据实证检验的门槛值结合中国各地区经济所处的阶段,中部和西部多数地区间依靠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但刺激程度正在持续减弱,东部发达地区则基本脱离了这种增长机制。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逐底的税收竞争刺激居民收入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环境污染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互动关系的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估计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的特征。②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力对环境污染变动的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较小,说明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是以加剧环境污染为代价,而环境污染并不是阻碍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应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贸易与环境、区域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研究

基于PVAR模型,采用我国近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贸易、FDI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工业三废为污染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带动了环境污染,并有多期滞后影响;FDI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带动对外贸易增长,间接增加了环境污染;近20年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效应较小,但污染排放具有较强惯性,当期排放会有多期影响,而且长期来看对FDI和对外贸易有一定抑制作用。     

中国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差异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分析

在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否与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有关,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文章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总体呈负效应,当经济集聚度不断提升超过拐点时,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及溢出效应显现,经济集聚对环境的负效应影响减弱;人口集聚对环境的作用呈"U"型非线性影响,在人口集聚度较低时,人口集聚的环境效应是正效应,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整体上环境污染排放的改善;但当经过临界点后,人口集聚所带来的污染排放比人口集聚的增加速度更快,环境污染排放会更加严重。我国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的环境效应差异研究对我国经济开发、城镇化及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