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基于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检验

本文以2006-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银行业竞争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能显著提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水平,融资约束是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重要渠道。金融科技发展使得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影响在无银企关联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本文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中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样本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微股利"公司比。但在不同治理环境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现金股利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治理水平低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意愿,而对治理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则能够显著提升其派现水平。     

数字金融与现金股利政策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的倾向和水平起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异质性研究表明,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促进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作用更明显。     

半强制分红政策、再融资动机与经典股利理论——基于股利代理理论与信号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独特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半强制分红政策背景下股利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这两种经典股利理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1)半强制分红政策显著提高了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2)上市公司派现可以有效降低两类代理成本,而现金股利变动(尤其是现金股利增加)则可以有效传递公司未来盈利变动的信号;(3)相比而言,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通过派现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发送股利信号的作用显著更弱。可见,虽然股利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总体上能够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分红行为,但在半强制分红政策背景下,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分红行为受到了明显干预,这使得两种经典股利理论的解释力有所削弱。     

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吗?

本文以2001~2011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首次从宏观经济层面探究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具有反经济周期特征,即宏观经济状况与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负相关,符合优序融资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高融资约束的公司来说,低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更为敏感。     

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现金替代物、债务融资成本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公司投资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利支付率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银行借款比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股权制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没有显著相关性。融资约束是影响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主要体现为支持动机,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掏空动机。     

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现金替代物、债务融资成本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公司投资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利支付率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银行借款比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股权制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没有显著相关性。融资约束是影响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主要体现为支持动机,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掏空动机。     

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本文实证研究了2001—2004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政策的两种理论观点——“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利益输送假说“以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的“恶意派现“现象,实证检验了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发挥治理、监督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2001—2004年间,机构投资者持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地高于非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地高于不发放现金股利公司,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成为投资者构建投资组合的重要标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出现的“恶意派现“现象,机构投资者发挥了其监督治理职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发生“恶意派现“的可能性越小。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视角,深入考察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治理效应、投资行为偏好,以及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发挥了积极的监督效应;(2)高派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显示机构投资者将现金股利视为其构建投资组合的关键要素,遵循了"谨慎人规则";(3)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现金股利的监督效应、股利偏好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揭示着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可能存在趋同的投资风格;(4)我国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将现金股利政策视为上市公司传递的一种"信号"而非解决传统代理冲突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