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3—2016年中国与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层面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分样本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中国与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中美贸易摩擦凸显的现状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针对性地投资对于加快我国“走出去”步伐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吗？

本文旨在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基于49个沿线国家和65个非沿线国家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总体上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果具有“滞后”特征,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程度和效果有增大趋势,并且“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区域位置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扩大双边贸易往来、加强双边产能合作、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途径,可以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比较而言,通过双边产能合作渠道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最大,贸易往来渠道次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渠道最小。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和行稳致远提供一定参考。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效应评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极为深远的国际、国内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2005—2019年中国企业3 612笔对外投资项目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投资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沿线经济体的投资金额和次数，无论“问题”投资的次数还是“问题”投资次数的比重均不显著。由此得出结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中国企业的投资促进了沿线经济体的发展而非增加债务风险。经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识别策略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拓展性讨论依然支持基准检验的结论，同时发现对“一带”沿线所带来的发展效应要高于对“一路”沿线的该效应，并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来产生。最后，本文从实现软实力输出、构建多渠道协同资金供给机制、从源头上减少“问题”投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实践证据

文章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一步法”的贸易非效率模型,估算了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5—2019年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以及探究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随机前沿模型中,进口国的人口数量、中国与进口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起促进作用,中国总人口数量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作用不显著;在贸易非效率项中,制度距离、进口国城镇化水平、综合贸易成本等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经济距离、中国与进口国的经济自由度和中国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偏低,不同地区有较大差距,应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     

财务共享、丝路联结与“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

立足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从股权投资、高管背景视角度量公司利用联结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建立的社会资本网络,综合考量传导机制与政策效应问题,实证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共享、丝路联结与“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后,运营效率得到持续改善,“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也显著提升。中国公司通过股权资本、高管人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司所建立的丝路联结对“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特质风险是丝路联结影响“一带一路”跨国并购绩效的可能传导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并购绩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显著提升。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仍需中国公司完善内部财务组织,构建“一带一路”社会资本,为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机制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及潜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就业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倡议的就业效应因沿线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条件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对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倡议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劳动力市场效率更高、劳动关系更和谐的国家,倡议的就业效应也更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倡议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相对较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对接和资源互补、基于人才交流的人力资本提升,从就业的供给和需求双端发力,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倡议的就业效应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就业质量,并可在中长期持续改善沿线国家的就业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与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开放与对外投资领域的宏观经济效应备受关注,但既有文献缺乏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微观解释。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2014年起上市公司陆续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业绩稳定性增加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提高,是上市公司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后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显著提升的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当公司外部融资条件较差（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差、供应商集中度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提升公司商业信用融资方面发挥“雪中送炭”的功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笔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投资便利化程度低、中、高三类,选取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数据及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投资活动的引力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时间效应来看,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无显著变化;不同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

本文运用我国与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2020年的金融合作面板数据，首先采用OLS回归模型检验金融合作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然后根据金融合作程度进行国别分组，进一步检验溢出效应异质性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合作的确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两个渠道产生促进作用，且异质性显著，主要表现为高金融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金融合作程度国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间的金融合作存在国别迁徙现象，表现为向下迁徙和向上迁徙两种情况。我国应根据异质性开展差异化金融合作，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增长。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寡头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维度后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融资约束在发达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的微观机制研究,为数字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是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投融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从现金持有水平这一崭新视角切入,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的准自然实验,检验其微观经济效应。理论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加大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而现金是企业抵御风险的重要工具。因此,企业可能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来抵御风险。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预期。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提升,且该提升主要是通过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达成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四大事务所审计和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研究发现,参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提升主要来源于外部借款和资产处置。研究拓展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经济后果分析,并丰富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与资产误定价

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缓解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资产误定价,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成了“国进民进”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对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在行业竞争度较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该倡议对西部及东北地区上市企业资产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两个基本渠道缓解资产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缓解资产误定价,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企业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集中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影响,从国际收支的重要角度论证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可行性。分别计算该倡议对经常账户以及资本与金融账户影响的性质与大小,可以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保持了顺差,但资本与金融账户则不确定。这是因为“一带一路”目前还处于经济与贸易融合阶段。未来是否能够进入金融融合高级阶段,取决于中国金融核心能力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是否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现状及提升路径

高新技术产业进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文章从贸易规模、国别结构、产品角度、出口市场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提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着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加强国际间企业合作,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完善贸易摩擦机制及开拓多元新兴市场,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使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局面。     

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FDI的净流出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由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历史上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在参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母国产业体系和产业地位、制造业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推动和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概括为“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后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国际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新特征,其合作机制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出口和完善产业生态建设。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长期来看能够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其中蕴含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地加以应对。     

中国出口增长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

近年来，在美国与欧洲市场上，由于中国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日本、韩国、东盟等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有所降低，这可以称为“贸易转移”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上述经济体的产品提供了出口市场，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出口的贡献度越来越大，这可称为“贸易创造”效应。要判断中国出口增长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应从“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两方面进行综合考查。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航空物流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地区38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18年的航空物流与经济数据指标,研究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与时空分异特性。从耦合协调指数看,38个国家的航空物流与经济趋于协调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存在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地区分异特点;从空间变化看,38个国家存在空间自相关关联,且各国家空间正相关效应显著,其中,哈萨克斯坦和捷克的航空物流发展水平急需提升。针对这一结果以及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核心、两助力、三完善”的发展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全球服务网络建设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会计师事务所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2014年至2016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要求包括四大中国成员所在内的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全球服务网络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支持,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双边、多边政策协调的分析视角

本文针对2008—2017年中国对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双边、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视角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资政策协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会强化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减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为代表的多边投资协调机制会部分抵消双边投资政策协调机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双边投资协定会弱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