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劳动力技能工资差距

本文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及其扩展出发，揭示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资差距影响与理论不符的悖论，研究了FDI推动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融入全球价值链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吗？

研究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会扩大国内工资差距。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库及WWZ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主要13个制造业与12个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在三要素中间投入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现有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本文发现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进一步缩小了中国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且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显著,但2003年前后出现分化。研究创新：本文采用新的VSS指数测算方法并新增服务业的分析视角。研究价值：分析融入GVC程度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工资差距影响的差异及形成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公共部门工资溢价的重新审视——基于家庭消费数据的调整北大核心CSSCI

我国公共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最近几年超过了私有部门,表现出与大多数国家类似的公共部门“工资溢价”。本文利用最近三年（2007-2009年）我国九个城市的调查数据重新审视了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发现相对于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家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职工家庭的工资及消费水平较低,但是家庭消费支出的部门差距要大大低于不同部门家庭之间的工资差别。基于消费工资差距模型的估计可以推断出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或收入可能存在系统性的低报,偏差达到9％,所以公共部门的实际工资溢价不足2％。进一步研究发现,低报可能与企业或者个人的逃税或避税行为相关。     

人口老龄化扩大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了吗？——基于经济增长收敛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收敛模型,采用SYS-GMM方法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区域间以及区域内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缩小了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且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老龄化水平已跨过拐点的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负,但对区域内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不大,而在未跨过拐点的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正且缩小了区域内经济增长差距。在将来,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可能会导致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城市的消费集聚效应影响劳动力流入吗? ——基于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分析消费集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城市消费集聚通过增加当地居民效用促进劳动力流入,且这种作用通过累积因果循环效应不断得以强化。基于2006—2015年城市经验数据,本文测度了35个大中城市消费集聚水平,并运用GMM模型、门槛模型对消费集聚与劳动力流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消费集聚对劳动力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即当消费集聚大于门槛值时,消费集聚才会对劳动力流入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要重视消费集聚功能的发挥,提高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以吸引充足劳动力。     

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如何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尽管多中心被规划者视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灵丹妙药,然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LandScan人口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以全球132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城市规模分布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分布多中心并不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反而会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单中心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意味着单中心促进小城市人均收入增加要大于大城市,这是非均衡发展过程的空间表达,显示出经济会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未来应适度放松对大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引导城市规模合理分布.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作用与机制,并考察了数字经济与政府财政支持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数字经济显著加剧了城市经济的不平衡,并且数字经济的“鸿沟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阶段性特征,这主要由消费扩张、对外贸易扩大的中介传导机制所致;数字经济水平对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存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科技财政支持力度的双门槛效应。     

中国城市生产效率差异——集聚效应还是企业选择效应?

基于1998 ～ 2007年的中国工业普查数据,整合了集聚效应和企业选择效应,考察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证实,总体上中国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但现有文献忽视了选择效应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集聚效应.从时间历程看,中国大城市正经历着从低效企业被动挤出转向高效企业主动进入的过程.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动荡和中国政府的治理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被动选择效应一度起到主导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企业主动选择效应日益突出,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成为提高城市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从产业类型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城市选择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体现出主动选择机制的作用.对于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由于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机制不同,应科学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     

为什么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趋于分化?——基于住房价格的视角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背后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平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十几年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劳动力技能结构差异（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不仅在静态上呈现巨大差异,在动态上也表现出日益分化的态势。而对其分化的成因,已有文献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基于住房价格的视角,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为何趋于分化。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升显著推高了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水平,其中的机制主要来源于不同技能劳动力对高房价的偏好差异：高技能劳动力更偏好高房价;当进一步控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后,城市劳动力对高房价的偏好显著下降。因此,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城市资源分配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城市房价的分化上涨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典型表象,而这一表象背后的城市公共资源分配差异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分化才是需要政策层面予以关注的。     

外资进入能改善中国的工资扭曲吗?——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资扭曲指数进行了计算,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工资扭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区间内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存在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的“向下扭曲”现象;从省际分布来看,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时间趋势来看,工资扭曲呈现下滑趋势。（2）工资扭曲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上一期的工资扭曲会影响现期的工资扭曲;外资进入、市场化程度、要素投入结构等能明显地改善中国的工资扭曲。     

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基于262个地级市的SBM-DEA分析

利用2003—2010年间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高,中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次之,西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低。在考虑了非合意产出之后,中国的城市效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降低,其中东部和中部下降较为明显,而西部则有小幅度上升。以此为基础,通过动态面板的Tobit模型分析集聚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总的说来,集聚对城市的效率是有着正的影响,但是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大城市,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今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主要是大城市发展和东部城市化过程,需要通过进一步发挥大城市与东部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体系的协调与中西部城市的发展。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的创新性、竞争性及冒险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实证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撤县设区”提高城市经济效率了吗?——来自设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构建双向固定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效果及其动态演进规律和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撤县设区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可以使城市经济效率提高约0.036。从动态效应看,撤县设区在实施后的第4年开始显著促进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且作用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相比,该结果具有滞后性和长效性。政府调控能力和市辖区首位度在撤县设区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中均发挥着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撤县设区的政策效果对上述两个因素高度依赖。因此,应建立健全行政区划调整的规范标准与审批机制,因地制宜布局撤县设区工作。同时,协同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和市场调节作用,缩短政策响应时间,保障和增强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实施效果。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1992—2013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规模指数,并采用统计分布检验、首位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和指标,定量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及其演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样本城市、官方城市以及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城市的规模并不服从帕累托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仅地级及以上城市规模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全国、区域和大多数省份城市首位度偏低,首位城市发展不充分;四川、湖北、吉林等省份首位城市"一城独大"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城市规模空间基尼系数不断降低,城市规模分布呈现扁平化趋势。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吗？——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区域一体化成为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重要方向,区域一体化能否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作用值得关注。论文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区域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随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增强;第二,区域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个体层面上具有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与城市规模正向相关;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区域一体化能够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生产率提升和要素分配效率提升三个维度促进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目标下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职工收入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共同富裕之路的重要举措。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基于中国2006—2019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阶段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阶段（2006—2016年）,在挤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作用下,城市道路建设对职工收入提高有负效应,且城市人口增长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不显著;第二阶段（2017—2019年）,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体现为正向拉动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影响存在异质性,城市规模对大城市职工收入的正效应更明显。另外,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需求,长期来看,地方财政更多地投入城市义务教育等民生支出可能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保持适度的城市规模扩张、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加大城市民生投入,逐步强化城市规模对职工收入的正效应。     

小银行的合规成本负担相对更重吗?——基于银行合规成本规模经济效应的解释

选取中国91家银行2011～2020年的数据,采用计量法估算银行平均合规成本,研究发现：银行平均合规成本约占非利息支出的14.4%,按资产规模分类,小型银行这一比重为19.2%,中型银行为4.1%,大型银行为9.6%;按传统类型分类,农商行和城商行的这一比重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银行资产规模与合规成本呈U型关系,使银行合规成本最低的最小有效规模约为2.6万亿元,规模低于此阈值的小银行在合规成本上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小银行合规成本负担相对更重,进而产生小银行因“太小而不能成功”的问题。据此,应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科学合理制定银行监管分层划分标准,允许小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进行整合,降低其合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