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技术创新在解决环境保护与产业绩效间权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R＆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关于波特假说的新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波特则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虽然波特的逻辑推理存在某些缺陷,但他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严厉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并让污染企业走上更具效率的技术发展道路,这些因素会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由于“绿色消费”是未来世界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具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也会具有更高的国际竞争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使用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方法测度了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包含3种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在构造3种污染物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它们对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和绿色生产率及构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维持着较高的环境技术效率,全国平均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保持2%左右的增长,且地区差距明显;(2)对3种污染物的检验显示,只有对固体废物的规制满足波特假说"双赢"效果;(3)各地区的检验呈现不同的特点,对西部地区的检验仅能反映较弱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

在微观企业层面上,“波特假说”及其理论支持者以往较多地从生产成本、创新研发的角度来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和竞争力的影响,而鲜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代理成本为视角①,借鉴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引入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机理。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提高企业绩效、抑制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代理成本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FDI、环境规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可采集到数据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借鉴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分别在FDIs、ER的门槛效应下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FDI在FDIs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N型走势,但第一阶段回归不显著;FDI在ER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U型走势。(2)区域比较分析发现,以FDIs为门槛变量时,东中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以ER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中部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西部呈负相关。(3)其他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工业用水效率之间呈正相关,水资源禀赋和国企比例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负影响,教育水平提高、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用水效率提高,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不强。     

FDI、环境规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可采集到数据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面板数据,借鉴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分别在FDIs、ER的门槛效应下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FDI在FDIs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N"型走势,但第一阶段回归不显著;FDI在ER的双重门槛作用下,对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呈"U"型走势。(2)区域比较分析发现,以FDIs为门槛变量时,东中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以ER为门槛变量时,中西部FDIs回归系数显著,且中部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西部呈负相关。(3)其他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工业用水效率之间呈正相关,水资源禀赋和国企比例对工业用水效率产生负影响,教育水平提高、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用水效率提高,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或显著性不强。     

环境规制对中国电力产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关于＂波特假说＂,国内外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出确定的、一致性的结论。本文以中国电力产业为例,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实证分析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中国电力产业的竞争力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中国电力产业竞争力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中国电力产业的竞争力水平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浅析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内生增长理论,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在选取的样本期内,实证分析结果支持波特假说的观点,即环境规制确实有技术创新效应。由此,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会趋于收敛,终会实现两者间双赢格局。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 方法/过程 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分别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我国FDI环境库兹涅茨效应检验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分析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逐年增长,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带来的环境压力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为标准,通过分区域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我国各个区域的环境污染程度关系密切,但不同地区之间FDI的环境效应却不尽相同。文章认为,在加大环境规制措施的基础上正确引导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FDI正面环境效应的有效途径。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结构创新的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此后以2013年～2017年中西部各个省份相关数据为样本,对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下,尤其是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即环境规制与中西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越严格,中西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力度就越低。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府要加大对环保规制政策的扶持力度等建议,以期开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     

珠江-西江经济带FDI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珠江-西江经济带2012-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生产率的具体影响.空间溢出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珠江-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FDI有利于提高GTFP,但环境规制与FDI的交互项在整体上对GTFP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由门槛效应可知,FD...     

环境规制对中国物流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本文首先运用DEA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单位2004—2012年的物流业效率,并利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PTAR)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我国物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物流业效率存在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小于第一门槛值72.6697时(区间1),其具有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介于第一门槛值72.6697与第二门槛值186.1485时(区间2),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相比区间1大幅提升;当环境规制介于第二门槛值186.1485与第三门槛值259.3606(区间3)以及大于第三门槛259.3606时(区间4),环境规制对物流业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后者的结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抑制了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2005至2016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七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特征;环境规制会抑制外商资本、企业规模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仅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基于EKC和PPH假说的实证研究

测度工业行业污染强度和政策环境规制强度,利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证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基本上成立。同时污染强度与规制强度间存在反向关系,污染避乱所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不过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污染治理的效果不同,东部最明显,然后依次为中部和西部。为应对污染产业转移,应实施环境责任追溯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民众诉求的畅通渠道。     

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提高。实证分析还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