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分权的若干理论问题

近20年来，推行财政分权，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改革与发展政策的主旋律。本文结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国情，探讨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地位的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利弊得失，提出了财政分权改革应遵循的四项原则。     

地方财政分权、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从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出口进入与退出、出口质量和结构三个层次考察地方财政分权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引入其与集聚经济的交互作用,讨论基层财政权力下放对集聚出口效应的影响。采用2000—2009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应用二值选择模型、断尾回归和Heckman估计等方法进行研究,基本结论如下: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动态地看,促进了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减少了退出出口市场的概率;地方财政分权对于发挥集聚经济的"出口溢出"效应有积极作用,且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中同样存在;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提高了企业出口上游度,使其更接近产业链上游。     

财政分权下的减贫政策研究

政府有效的减贫政策需要考虑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求财政支出分权,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求财政收入集权,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均衡的减贫支出需求.因此,"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集权"的部分财政分权模式更适应于政府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标志,可以分为完全财政分权和部分财政分权两个时期,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两种模式下政府的减贫绩效,部分财政分权优于完全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本篇文章笔者是根据我国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之间的县级的版面数据，与此同时通过动态的版面数据对我县的财政分权以及地方性的政府治理结构两者在改善我国的县级财政解困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其研究可知，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的分权在各个县级的财政解困中存在明显的一种不对称性。除此之外，最近几年我国已经开始在政府的治理结构上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在改善县的财政情况以及财政的自己能力上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激励与预算外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的影响.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规模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从而加重当地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其次,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第三,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负相关,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并不一致.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全要素生产率:“竞次”还是“竞优”

本文揭示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作用是导致了TFP的“竞次”还是“竞优”.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条件影响技术进步:当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通过市场开放、要素流动及基础设施改善的方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时,分权制度会促进技术进步,形成地区间“竞优”;当地方政府以分割市场等途径作为竞争手段时,会造成要素扭曲,分权制度则抑制了技术的进步,形成地区间“竞次”.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显著改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而不利于技术进步.进一步观察TFP的内部构成后得出,财政分权导致技术进步(TP)与技术效率(TE)呈现较为明显的“竞优”,但全要素生产率“竞优”正在弱化.     

财政分权程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财政分权国别数据库”从支出分权、收入分权和基本社会服务分权等方面对16个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联邦制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总体上高于单一制国家;(2)发达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比较稳定,9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3)所比较国家的财政分权都是非对称性分权;(4)基本社会服务是财政分权的重要方面。     

财政分权、政商关系和结构性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GMM的分析

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困扰中国工业部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本文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博弈模型中刻画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并利用2001-2011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检验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具有正向影响，并通过政商关系的渠道促使中国企业选择低端技术生产，进而导致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因此，为治理中国工业部门结构性产能过剩，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与腐败

在我国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较低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极易引发腐败行为。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分权的研究视角,以省级政府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探讨了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腐败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对地方腐败的产生有正向效应,而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腐败有负向影响,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地方腐败的正向效削弱,并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省以下财政分权研究综述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通过对省以下财政分权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我国财政分权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已有的解决对策进行综合述评,在对其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省以下财政分权有待进一步扩展研究的领域。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结构性失衡

本文基于中国式经济分权的大背景研究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分析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验证。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相比于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变化导致的经济结构变动更大；金融显性集权会显著改善经济结构，财政分权与金融隐性分权则相反。考虑财政金融联动特征后，本文还发现，金融隐性分权在财政分权影响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机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需互相配合才可达到缓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效果。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有了极大发展。本文回顾了这一新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特征，以及将其用于经济增长研究得出的新发现和主要问题。在此类研究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一方面为回答“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研究依据，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制度设计对财政分权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判断，这与国内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的中央一地方财政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地区差距、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

本文根据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总量和人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以Brennan和Buchanan(1980)与Oates-Wallis's(1988)的财政分权假设和共谋假设为基础,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以及政府共谋程度的提高都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     

解构政府间财政关系：打破集权与分权的循环

尽管分权的优势已经由理论和经验所验证,但目前中国存在非常复杂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分税制改革仅属于形式上的财政分权。本文着重考察了中国目前财政分权的真实特征,并对背后的逻辑进行分析。进一步改革的关键应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最大限度地纠正目前地方政府财权和支出责任极度不对等的现象,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治权,而更为根本的改革方向在于改变目前的＂分权式威权＂制度。     

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开展了财政分权理论与实证研究,由于财政分权已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特别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多数都想依靠财政分权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体现了财政分权的过程.本文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涵义入手,通过分析两者的作用机理,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     

关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理论述评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推行财政分权改革.面对财政分权改革,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财政分权后果.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分配公正性、竞争和创新机制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做了一个详细的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影响晋升激励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建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厘清财权事权的界限，并将官员晋升指标多元化来弥补晋升“锦标赛”的缺陷，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向好发展。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合意性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文章选择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从系统GMM检验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而中西部表现为负向抑制。从门槛效应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有收入分权表明，不论其分权化水平高低，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收入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抑制作用不显著；支出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抑制作用不显著，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投资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重点考察由于政府竞争财政分权是否明显削弱了环境治理投资,验证财政分权以及财政分权通过政府竞争这两个渠道对中国省级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负面影响。通过对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政府竞争显著减少了环境治理投资,财政分权并不是环境治理投资偏低的主要原因,关键是由于政府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投资的负面影响被明显放大了。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土地财政

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的一个根源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纵向竞争)和地方竞争体制(横向竞争)双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的理论框架,认为两者共同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中国式的分权体制激励了地方政府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研究结果还表明,财政分权对地方土地财政的影响存在跨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