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及战略思考

中部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规模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本文针对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SWOT分析为基础,从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中部地区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选择的相关战略。     

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宏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近年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发现中部地区各省利用FDI情况相距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中降西升的区位分布特点;探索了这些新特点产生的内在原因,基于这些原因给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基于广义矩估计法分析FDI在中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部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增加,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通过市场来换取技术。因此,FDI是否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值得研究的。通过选取1994²012年的数据,本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部地区并不具有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中部地区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文章通过分析中部地区1992—2003年综列数据(Panel Data)的计量模型,探讨中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同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程度受政策左右。制度创新、政策变迁对     

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地发展,但在全国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本文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很多影响因素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地发展,但在全国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本文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主要是贸易条件、进口贸易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很多影响因素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外商在中西部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安徽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近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大多以全国或东部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分析则很少。本文以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为例,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外商在安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     

外资集聚、技术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在我国地区之间并不存在互补性,而是表现为竞争关系,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地区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仍然受地理距离的影响,临近区域的空间溢出和关联效应比较明显,可以部分解释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视角

针对当前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结论的多样化,本文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角度具体到单个制造业行业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1999～2006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的面板数据,本文经验分析的结论是:不论是整体外资还是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东部地区都存在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都存在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挤入或挤出效应均不明显;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和西部地区的挤出效应都要大于港澳台商直接投资;按来源地划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大小和整体外资也有差别。     

我国生态化视角下的FDI环境效应研究

文章在表征污染物排放量与外资企业投资额以及内资企业投资额之间关系的函数基础上,建立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和内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为自变量的协方差回归方程。实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地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而言,东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中部和西部。     

中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

中国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与中国的引资政策导向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选取29个省市区、1999-2008年的农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基本数据,研究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仍占较大比重,"东高西低"的地区分布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出现了"向中部扩散"的变动趋势,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已成为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主要地区,而西部地区仍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缺乏吸引力。     

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地区十一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西部地区1997～2011年十一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整体和各省市的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地区总产值和各产业增加值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其对不同产业的促进程度不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评价研究

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评价,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更加注重吸收国际创新型人才,增加研发投入是我国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     

中部地区FDI规模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数据的灰色关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点,FDI规模的扩大对于中部地区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安徽省实证数据对FDI规模进行了多因素灰色关联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FDI、对外贸易对中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部地区1993年至2007年年度样本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了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与对外贸易互为Granger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与中部经济增长不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波动冲击表现出较大的正向效应,而FDI由于地区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同时方差分解也表明对外贸易在中部经济增长预测误差的方差贡献度中所占比重最大。     

中部省份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和路径选择——以江西省为例

从中部省份对外贸易和FDI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推动因果路线,进而思考中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     

中部省份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和路径选择——以江西省为例

从中部省份对外贸易和FDI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推动因果路线,进而思考中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     

国际R&D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3条渠道传递的国际R&D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无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却显著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利用3条渠道的国际R&D溢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基于中部地区的2005-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从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产业集聚情况出发,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有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对FDI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而指出利用FDI与产业集群的良性互动效应来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培育相关产业集聚,协助中部地区实现腾笼换鸟。     

中国中部地区“三资”企业发展战略论

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滞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价格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以及市场需求的相对饱和,国际资本运动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突出的表现是亚太地区倍受投资者青睐,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和我国大陆成为投资热点.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大陆利用外资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投资的地区流向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向各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及中部地区(指非沿海、沿边的省区)广泛推进的新格局,投资国别不断增多,由来自少数国家和地区发展为来自美、日、欧、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另外,随着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步伐日益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机遇日益增大,领域明显扩大.因此,认清外商投资的这种趋势,把握发展时机,是推动中部地区“三资”企业快速发展,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