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检验

目前的研究对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效果褒贬不一.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出发,以1997～2006年10间发生控制权转移事件的公司为样本,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了国有股东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的双重作用:总体而言,国有股东相对于非国有股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但在相对控股的范围内,更高的持股比例将导致投资者利益保护更差.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实证分析

公司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实际是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控制权私有收益,并且其平均水平为45．76％。研究结果还表明,股权转让规模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资产管理效率与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于公司治理及资本市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抑制控制权收益可以从法律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入手。     

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与公司财务风险——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04-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研究了终极控制权、法律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与公司财务风险负相关.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加重了其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加重了公司财务风险,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财务风险正相关.较高的地区法治水平能够有效遏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其财务风险就越小.法律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直接降低公司财务风险,还有助于减轻由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所导致的财务风险.     

大股东地位、产权属性与控制权利益获取——基于大宗股权交易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2006-2010年发生的大宗股权交易事件,对大股东获取控制权利益行为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大股东在所有权结构中的控制能力越强,能够获取的控制权利益水平就越高,但是与非控股大股东相比,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与非国有股东相比,国有性质的股东更倾向于以私有收益的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较好的市场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获取控制权私利行为,尤其是对控股大股东和国有性质股东获取私利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效果更明显。     

论公司合约中的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

在公司运营中,大股东相对于小股东拥有股权上的优势和控制公司经营活动的知识优势,于是大股东能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尽管公司经营者的信息优势对大股东形成制衡,公司外部控制权市场也对大股东形成竞争威胁,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依然能在公司合约范围内一直存在,其原因是大股东能通过改变对经营者的支付以满足经营者的激励和参与条件,而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存在又使得任何外部控制权竞争者都不可能消除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是一种信息租金和权力租金的结合体,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均衡选择.     

终极控股股东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8年间发生大宗股权交易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124起作为样本,就我国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等因素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获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成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越高控制权私有收益也越高,终极控制权对私有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丰富了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公司治理前沿研究综述——大股东控制、隧道行为、隐性收益与投资者保护

本文回顾了公司治理领域关于大股东控制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大股东控制存在的普遍性、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模式、大股东控制的激励效应和隧道效应,以及投资者保护问题等。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并对主要发现和结论进行了总结和评论。文献研究表明,股权集中的内在机制在于大股东有动力和机会增加所有股东都可以获得的共享收益,而且大股东可以通过消耗公司资源来获得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控制权隐性收益,并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高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隧道行为,提升企业价值。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二元股权结构与中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基于法金融理论的分析

西方前沿的法金融理论指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会导致代理问题，这在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以及法律对投资者权利保护不足的情况下就更为严重。我国上市公司一般都由大股东所控制，并且独特的二元股权结构导致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发生分离，而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也严重不足，这些都加剧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目前进行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改革应公平对待流通股股东、同时应加强法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以及建设一个强大和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     

投资者保护、定向增发和财富转移

本文研究良好的投资保护环境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富转移行为,以2006-2010年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我们发现地区投资保护程度越高,大股东借助定向增发折价进行财富转移的程度越低。这一研究不仅为我国定向增发中所存在的财富转移提供了佐证,而且对理解宏观投资保护水平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构建完善的定向增发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投资者保护具有股票流动性效应——来自中国高频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使得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但大股东使用内幕交易等手段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会变得更加突出。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仅关注了投资者保护对关联交易等"利益输送"行为的遏制作用,并没有关注投资者保护对内幕交易等"利益输送"行为的治理效应。事实上,加强投资者保护能够改善信息环境,减少内幕交易行为,这将导致股票流动性的上升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这一结论对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尤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流通环境下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三方博弈分析

随着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投资者保护在全流通环境下有了新的内涵。文章从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出发,构建了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各方决策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结果显示,股权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对控股股东和经理人的违规操作进行严厉惩罚,降低投资者的监督稽查成本,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rporate Control:Evidence from China

By analyzing block share transfers in China during 1999-2006,this study provides estimates of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rporate control in China.We find that those controlling blocks are usually priced a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mium compared to those comparable non-controlling blocks.The benefits of corporate control vary with shareholders structure,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In particular,targets with a high intangible asset ratio have less benefits of control,cross-listing in B or H shares curbs the extract of private benefits and companies acquired by private firm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rivate benefits.Moreover,it is found that benefits of control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rket economy and factor market development index.We argue that firms with higher private benefits experience more tunneling activities by thei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产权性质、税收成本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文章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税收成本差异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为股利政策的决策者,控股股东须权衡股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其中税收成本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对税收成本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税利分离程度较高,民营控股股东对现金股利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自然人控股公司最不偏好采用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以规避税收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实证结果支持了文章的假说,即不同产权所隐含的税收成本差异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税负抑制了公司投资吗?——基于国有股权私有收益的解释

文章分析了税负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与民营控股股东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的最终股东,政府不仅可以获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收益,而且可以获得独占性的税收,独占性的税收收入越高,政府控股的私有收益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税后现金流量,而且会关注相关的预期税负,这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政府对税收的需求越大,国有企业的投资?预期税负敏感性越高.实证结果表明:(1)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弱;(2)随着注册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与预期税负之间的负相关性显著下降.因此,最大化税收收入也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文章为我国股权结构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民营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因素研究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企业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和股权制衡角度分析民营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因素.本文收集2006-2009年我国A股市场179家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民营上市公司分为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两种类型.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结论.从而验证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利用多元化经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因此,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抑制上市公司自利动机的多元化经营行为,应该成为关注的话题.     

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