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FDI技术溢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使用1995-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全要素生产率扩展模型进行相关性检验,对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有效的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经济增长与港澳台投资的比重成正相关,与外资企业这种投资方式成负相关。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服务业FDI的前向关联和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指标,并基于DEA方法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基础上,探讨服务业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服务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但主要是通过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贸易进出口,FDI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衡量指标,对1995~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总体上考察出口,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出口数量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负相关,即出口规模越大越倾于粗放型增长;进口数量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正相关,即进口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集约型增长;FDI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负相关。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以实证的方法检验了1990-2007年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虽然1990-2007年从国外溢入中国的研发投入量总体是在增加的,但是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不仅没有对国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正的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于目前中国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问题和不足就否定其对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促进作用。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基于人口结构和分配扭曲视角的分析

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 ML）与传统曼奎斯特（ 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 DEA 产出调整、 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分析

目前，国内就贸易逆差和顺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包括进口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条件下稳定物价、增加FDI，出口贸易的互动效应促使经济增长。从而更为全面的认识了进口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     

FDI、产业结构与中国生产率变迁

本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资产配置效应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中国生产率变迁的贡献程度进行理论分析，并以工业部门各行业为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与FDI的相互影响作为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之后，产业结构调整及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未考虑产业结构变动的模型分析中，FDI技术外溢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被夸大，同时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和FDI引入可以相互影响，进而强化双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     

中国FDI、OFDI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部6省2003～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测算FDI、OFDI、区域自主创新和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影响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的FDI和自主创新能够推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OFDI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另外,影响因素研究中,人力资本因素仅对OFDI具有正效应,而技术因素则同时对FDI和OFDI的溢出效应有推动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在亚洲主要经济体增长中的作用解析

采用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资源再配置效应纳入核算框架,然后基于统一的增长核算框架和可比数据对四国全要素生产率做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四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4%、0.6%和2.1%,对印度、日本、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34%、25%、11%和10%。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整个考察期内,资本和劳动再配置的净效应对韩国、印度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为100%、50%和33%,而对于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国际经验分析表明高增长经济在中高收入阶段增长明显放缓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放缓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所致。经济放缓的时间受到一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减速时人均GDP在国际平均水平之上。通过生产函数法分析可知,未来十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增速将出现下降,高储蓄率将会出现调整进而带动投资增长减速,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放缓。过去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极高的投资增速和人口红利,很难继续起到支撑作用。未来十年,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依靠单纯的资源、能源、要素的投入,转向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FDI空间集聚视角下的城市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城市空间集聚产生的效应,以及它们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城市的空间集聚会导致资本在该城市的形成和集聚,产生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该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城市化水平,有效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这也是导致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