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GDP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从GDP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从上市公司绩效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肛主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Rawski(2001)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错误地将经济规模指标与孕利指标相比较，错误地将净资产收益率等孕利指标等同于企业经营绩效，无视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孕利水平下降，企业绩效（资本孕利和资本成本之差）提高，我国企业在孕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持续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成本的下降，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中国经济的增长———ＧＤＰ数据的可信度以及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从ＧＤＰ计算体系和经济增加值（ＥＶＡ）分析方法着眼，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第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来自于上市公司、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２０年的持续调整增长。但是,随着中国告别短缺,步入买方市场,中国经济走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谷底。东亚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深入,这给中国的经济复苏罩上了一层阴影。中国能否在一定时期（１０到２０年）内继续保持高增长？目前,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１）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维持在８％～９％,而会降低到４％～５％。（２）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还在,在今后１０～２０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较高的…     

简论21世纪初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客观条件来看,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的增长效益还将长期存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具备运用科技力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与动力,人口规模和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劣势变为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物质经济过剩时代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中国历史文化将为新世纪培育新的增长点,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政治力量也将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后发国家的优势、全球华人圈的经济联合都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从经济运行趋势看,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的轨道.因此,21世纪初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

中国经济在过去26年间持续快速增长,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未来10—20年,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如下基本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这与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未来16年,中国经济仍可望继续保持适度较快增长,但要达到目前的高速度,将面临投资率继续增高,能源约束加大等矛盾。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这一症结的根本途径。     

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态势的分析

中国经济的巨轮已缓缓驶进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多方面的论证及建立经济模型 ,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进行分析 ,揭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和特征 ;同时分析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现有对于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人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经济增长的结构趋向于均衡时,经济增长质量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1952-2013:加速或减缓

本文通过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和加速需要满足的条件,考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增长趋势性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第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经过阶段性加速增长之后,加速过程在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区域转移,并且发达和沿海省区的增长趋于稳态;第二,中西部省区继续表现出持续的加速过程,中西部的增长潜力将是引致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第三,基于国际增长经验和当前中国增长态势判断来看,中国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需要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1989-2011

本文运用VAR模型对1989-2011年间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鉴于此,我们首先应该继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其次要加强金融监管水平,尤其是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同时还要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二者之间得到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除2001年以外,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一直低于世界发达经济体。根本原因是其技术进步相对落后,劳动力市场僵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单一货币政策,有利于其宏观经济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共同财政纪律,有利于其经济顺利推进,但是削弱了各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抵御国内经济周期性振荡以及外部经济失衡的能力,尤其在经济衰退时期限制了各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手段。     

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

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强调,贸易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该文通过VAR模型估计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OF VIETNAMESE PROVINCES: THE ROLE OF LOCAL PUBLIC GOVERNANCE

This study offers an insight into the public governanc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in Vietna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easures are assorted. Applying a sequential (two‐stage) estimation for the panel data of 62 provinces of Vietnam over the 2006–2015 period, we find that firs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Vietnamese provinces. Second, the effects of public gover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vary across provinces depending on various levels of local public governance. Interestingly,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strengthened when this variable is added along with better qua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a region of high public governance qualit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its economic growth. Our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desig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needs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local economic growth.     

跨国公司R&D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

基于协整理论和Borensztein的模型,文章采用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关系分析方法,对跨国公司R&D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跨国公司R&D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效相对较长,并且影响力度逐渐减弱。对考虑人力资本的跨国公司R&D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后,本文认为在目前跨国公司的R&D投资过程中,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跨国公司R&D投资的引入对国内投资也不存在挤出效应。     

基于增长与稳定视角的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借助Lee et al,（2013）分析框架检验了我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研究表明：（1）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缓解地区经济波动。这种积极作用存在典型的门槛效应,将因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进一步增强。（2）同时发展不同规模企业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但是我国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发展不协调显著抑制了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3）在规模上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一个门槛比例,超过这一比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稳定效应都会得到增强。抓好大型企业发展和搞活企业生态建设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

新常态下,中国如何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由于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渐难以为继,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然而,扩大内需真的是有效国策吗？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利用2012-2013年中国275个市级数据,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有效边界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率较低时,增加投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当投资率已经较高时,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再显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存在有效边界,当投资效率较低时,增加消费会抑制经济增长,当投资效率足够高时,增加消费才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

揭示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化是合理调控政府消费规模和有效配置政府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我国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二者存在阈值协整关系,且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始终为负,当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至0178 2（1978-1986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当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至0178 2（1987年左右）,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生非线性转移;随着政府消费规模的进一步降低（1996-2011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加强。实证结论表明,不断压缩政府消费规模有助于经济效率提升,尤其是将政府消费规模合理控制在临界值0178 2以下,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GDP统计水分有多大-评两个估计中国GDP数据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3月份发表文章统计数字是如何造出来的?其中引用了美国学者罗斯基(RAWSKI)教授的观点,对中国 GDP 统计数据高估问题进行分析,造成广泛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罗斯基教授的研究是采用了不合适的方法,因而他关于中国 GDP 增长率置信度的推算缺乏置信度,在国内外发表的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一些文章在方法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THE GROWTH OF THE INDIAN ECONOMY: 1860–1960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an examination of growth trends of the Indian economy between 1860 and 1960. This examination commences with the numerous studies bearing on the more recent part of this period, from about 1900 to 1960. These studies are shown to vary greatly in coverage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ir differences and individual shortcomings are assessed. Nevertheless, these studies conclude, without exception, that the Indian economy remained virtually stationary in this perio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negligible growth in per capita real income. In contrast to periods since 1900, th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earlier period has suffered academic neglect. There are only two major studies which make an attempt to examine economic trends in this period. Both these studies are found wanting with respect to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The period from 1860 to 1913 presents serious problems in any study since there is a paucity of statistics which are at all reliable and useful.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for overcoming this deficiency is to develop better sectoral statistics rather than to rely on aggregative data even when available.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wth trends of the Indian economy over this period, the author constructed indices of major economic activities. These indices demonstrate that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prevailed in India before 1890.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dian economy seem to consist of minor changes in the magnitudes of economic variables rather than fundamental structural changes. Thus, the Indian economy is shown to have enjoyed relatively high rates of growth only in the initial three decades of the hundred-year period, 1860–1960.     

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 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

本文使用中国2001-2008年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各城市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差异及其成因,并进一步分析土地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1）东部地区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且土地投入产出弹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中现象;（2）土地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