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农转非”

“农转非”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之分。户口政策的实行之后，随之也产生了“农转非”（即户籍由农村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概念。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农转非”政策逐渐宽松，这一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名词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焦点地位。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中，也有许多有通过考试、招工等“农转非”方式进入城市学习、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但本文“农转非”并非实指，其中“农”指农业经济学或农村经济领域，“非”则为农业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研究领域。     

移民边缘化风险及其对策研究——以失地农民为例

移民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特别是非自愿移民（工程移民、生态移民等）,在移民安置过程中,许多地区出现了贫困问题。有关移民专家的研究表明,引起移民贫困的风险主要有八种,分别是丧失土地、失业、失去房屋、边缘化、食物没有保障、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以及社会解体。当然,导致移民贫困的风险并不是只有以上几种;     

从维权抗争到以权抗争：农民上访行为的逻辑变迁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安全保障,在失去土地后,农民不但失去了心中的“神”,生活安全也受到威胁。资本下乡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但未必能够实现农村与农民收入的现代化。“以权抗争”的出现,表明农民的对土地权利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及土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在这起上访事件中,农民不但借助新的博弈方式,也形成新的聚合因素,那就是土地权利。城乡分化加剧,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资本下乡能否有效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个未知数。但现行土地制度如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却是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     

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公平分配论——兼评“涨价归私”论和“涨价归公”论

本文所称“农地转非”是指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自然增值”是指土地农转非后价格的自然而然的增长。由于目前我国仅仅通过政府征收的形式将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因而产生了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合理分配问题,即政府合理补偿问题。不过,本文的基本精神对于土地的市场交易也是适用的。而且,今后政府征地宜限制在“最狭义公益需要”的范围内。     

中老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更高吗?

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分析经历过从农村户口到非农户口转换的群体,即"农转非"群体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样本选择纠正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中老年农转非居民同城市原住居民自评健康风险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进行样本选择纠正,可能会大大低估户口性质和教育对健康风险的作用;(2)农转非居民尽管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无论是处在中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他们的自评健康风险更高;(3)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年和老年农转非居民的健康风险均显著较高;不过,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两个群体的健康风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的新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     

论新失地农民增收的制度安排与保障机制

因城市化需要被占用土地而失去土地使用份额的失地农民和无地农民，以及放弃土地而入城的农民工，构成了今日中国农村问题中的“新失地农民”。三种失地农民的增收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关涉到全面小康建设是否具备坚实底座的重大问题。促进“新失地农民”增收，必须从分析他们产生的根本原因入手，以赋予农民特殊的土地财产权为出发点，探索“新失地农民”增收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机制。     

土地替代教育-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家庭的教育选择

土地与教育都能减少农村移民非农就业的收入冲击,因此可能会相互替代:土地为失业农村移民提供了返乡务农的选择,其功能类似“失业保险”;高教育让农村移民更可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减少其失业的可能。使用CHNS数据,本文发现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在各个地区都存在。并且在土地效率增加或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平滑收入冲击的效果相对教育的效果上升,土地对教育的替代效应也相应增大。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与思考

1、保护耕地,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占用耕地 在稳定现有耕地总是和人均耕地不下降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各省区的土地利用年期总体规划,强化国家对种类用地结构与土地供求量的协调平衡。应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应政策及保证措施,以力争做到“人增地不减”。要依法严格控制“农转非”用地,严格规定城乡非农用地标准,加强国家土地管理,防止非法占用耕地,以实现耕地总是的动态平衡。     

失地农民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失去了他们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加入了城镇居民的行列。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表现。然而,多数农民在失去土地以后,也失去了工作和各种原本以土地维持的保障,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民族聚集区经济与跨国移民社会适应的差异性——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研究

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流动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涌现了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浪潮,也出现了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迁移潮流.不同流向下跨国移民的社会适应,不能简单地用“同化论”、“多元文化论”等指涉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理论加以解释.中国移居南非之新移民在南非社会中建构起了具有“桥与墙”双重功能的民族聚集区经济:一方面促使中国新移民出于工具性目的去主动了解移居国的相关状况,同时也强化了中国新移民自身的族群认同,使得他们普遍缺乏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明确动机.因此,在民族聚集区经济的影响下,南非的中国新移民的社会适应呈现出“非零和型适应”和“多元适应”的二元化倾向.这种社会适应上的差异性体现在居留心态、社会空间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三个方面.     

广西库区移民土地淹没长期补偿政策研究

1986年以来,我国水库移民安置普遍实行“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益凸现,需要研究出新的更适应实际情况的方法和政策。近年来,广西在水库移民安置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创造性地实施淹没土地的长期补偿政策,走出了水库移民安置经济补偿的新路子。     

“闯关东”移民潮简析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出现在清代，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被当时人们认为“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①“闯关东”的由来及其规模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崇山未辟的状态。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人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族人口约100万，迁入关内的达90万之多，编入汉军旗的汉人和大批奴婢也随之入关。②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为此，顺治元年（1…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工作、生活的生存基础。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生活、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和家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因此,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进一步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亟待且必须解决好的一大社会问题。     

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与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

失业保险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保障项目之一,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失业者重新就业.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除少数发达地区的失地农民能从开发商或政府获得高额补偿金之外,其他欠发达地区处于适龄劳动力的失地农民一般得到的补偿较低,他们的可持续生计面临挑战,亟需失业保险的保护和促进其再就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失去土地对农民参加失业保险的意愿影响显著;与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相比,失地农民更愿意参加失业保险.现阶段,政府应改革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制度,把失地农民纳入到失业保险的保护之中,促进他们有效就业,从而解决其可持续生计问题.     

让“禁令”换来“纯洁”

有些人因为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而感到“忿忿不平”。不愿继续在这支队伍里呆下去，那就“随其所愿”，“鼓掌”为他们送行。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20世纪的90年代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毋庸多说，“失去10年”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的发生期间。泡沫经济时期企业和居民相信土地价格永远上涨的“土地神话”，结果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同时膨胀，土地神话的破灭使得资产和负债情况严重受损，地价的下跌直接打击了信用风险最集中的银行部门，动摇和破坏了日本经济信用体系的根基。资产和负债的严重受损、信用体系的破坏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     

实现农民工“完全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但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融入到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户籍限制与土地禁锢是深层次的原因,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缺乏综合考虑。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政府在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流转的同时,应该加快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设,从而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土地替代教育-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家庭的教育选择

土地与教育都能减少农村移民非农就业的收入冲击,因此可能会相互替代:土地为失业农村移民提供了返乡务农的选择,其功能类似"失业保险";高教育让农村移民更可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减少其失业的可能。使用CHNS数据,本文发现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在各个地区都存在。并且在土地效率增加或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平滑收入冲击的效果相对教育的效果上升,土地对教育的替代效应也相应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