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定量研究: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指数的测度

中国市场化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和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参考标准。文章构建了市场化指数的测度评价体系,对1978年~2007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实际测度,并根据市场化指数的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所获得的连续30年的市场化指数为定量化研究市场化程度提供了基本的数据,为市场化改革作为制度变量引入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均衡关系的检验：基于30年的实证分析

中国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结合始自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30年来,工业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与工业化指数的测度评价体系,对1978-2007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定量测度,并以测度结果进行计量分析,检验表明市场化和工业化高度相关,中国市场化是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促进工业化进程提高0.56个百分点。在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深化市场化的改革,保持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均衡协调发展。     

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测度研究——基于面板协整的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协整的方法测度了1980~2013年中国36个二位数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测度结果表明:其一,我国工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周期具有一致性;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工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下滑21%,政府治理尚未见成效。其二,我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与投资率长期表现出"同升同降"的协同性;2008年之后,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二者出现背离。其三,当前我国工业行业之间的产能利用率差异明显,产能过剩并不是全面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本文研究有助于区分我国当前产能过剩中的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理解市场和政府在治理产能过剩中的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基于面板协整模型,对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利于缩小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交互影响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对不同地区而言,上述影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     

中国工业产业利润差异及其决定因素——2000～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0～20D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全面测度了中国工业领域各行业的利润水平及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所表现出的行业利润分布和行业利润差异,即通常意义的市场结构变量,如集中度、企业规模等因素,由于与我国特有的所有制和股权因素等掺杂在一起而丧失了预期的显著效果.因此,在市场化转轨时期,政府人为的管制以及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政策,是产生工业企业行业利润差异的重要原因.     

政府投资、FDI与市场化进程——基于VAR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实证的角度，利用1981-2008年数据，研究了中国政府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VAR的协整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显示，从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市场化进程，而政府投资则相反。     

分权体制下的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6—2008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了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度。从财政分权带来市场分割的角度,运用1996—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考察了影响市场分割程度的因素。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国有化程度、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市场分割,而地区之间的技术差异、进口、投资市场化会促进国内市场整合。鉴于中国持续存在的省际市场分割现象,研究了市场分割对于省级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现市场分割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并且对经济增长有倒U型的影响。进一步对我国市场分割、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分割会加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财政支出结构偏离模型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评价

本文以2007年-2012年省级政府财政支出数据为分析对象,建立"财政支出结构的偏离模型"比较了全国除北京外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差异性,在发现财政支出结构偏离程度与各省GDP呈现负相关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聚类方法将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成四类,分别探讨了各类财政支出结构的特征,为各地方政府正确界定自身财政支出结构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政府调控、市场化进程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除要素市场发育度外,市场化的其它维度均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在政府调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中表现出增强型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DEA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30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构建Tobit模型回归分析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偏低,表现为投入研发强度低和企业规模不适配;地方政府科技财政投入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市场化水平、企业规模与创新效率正相关,这表明财政补贴渐进式退坡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企业创新的重要保障。     

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来自广西的样本——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分析

地方政府效率体现了政府活动过程及结果的相对水平。本文选取相应综合指标,应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来测度广西14个市2004年-2012年的政府效率。结果表明广西14个市的整体效率并不高;柳州等5个市的效率值一直居于高位,南宁、桂林等4个市的效率一直处于下游;规模效益递减和技术变动是影响政府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西14个市的政府效率有正影响,特别是对港口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对广西政府效率的负影响至今未消除;从长期来看,2009年中央政府4万亿的投资对广西政府效率有不利影响。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实证研究

目前,许多有关公共支出的研究均是默认公共支出的规模是膨胀的。对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的"存在性"。基于经典的理论模型和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支出规模扩张。具体到各省级政府,绝大部分地区的公共支出规模是膨胀的,而且中西部地区的膨胀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最后,面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公共支出规模,本文提出了控制地方支出规模的初步政策建议。     

从地方政府税收自主权谈我国税权纵向划分问题

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是中央和地方税权划分的体现和结果.OECD各成员国中央以下次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水平大约在18%左右,省级政府只能设定税率,不能自行决定共享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在同OECD十九国的比较中,我国省级政府的税收自主权是最低的.应明确"省一级地方政府税收自主权",确定最为合适的地方主要税种,同时,应该严格控制其他收入的自主权.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研究

利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比反映地方政府支出对债务的依赖程度,建立包含"借新还旧"债务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条件,解决"借新还旧"策略下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测度问题.根据可持续条件,将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程度从小到大分为绝对不可持续、 相对不可持续和可持续三类,克服了现有研究只能区分可持续和不可持续,无法区分不可持续程度的问题.对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不可持续的.其中,12个省市区是相对不可持续,19个省市区是绝对不可持续.对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成因分析表明,政府支出效率是导致债务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短期内采取延长偿债期限和"借新还旧"的偿债方式,化解违约风险.从长期看,首先要改革财权,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在较短时期内财政预算盈余;同时必须改革事权,减少地方政府在产出效率较高行业的财政支出.     

制度因素对外资依赖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29个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4年中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政府控制力、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及融资限制等制度因素与外资依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较强的政府控制力与融资约束的存在挤压了民营投资从而提高了外资依赖的程度,而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又相对降低了外资依赖水平,市场化程度与外资依赖呈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当消除对民营部门的歧视,建立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数字化程度测度与指标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数字化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选取2015年和2017年数字化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流通数字化和政府数字化4个维度和23个二级指标,可以构建更为全面的数字化程度测度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测算,对中国省级数字化水平以及分项指标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化的发展增速明显,在消费数字化、流通数字化和政府数字化方面发展良好,在生产数字化方面有待提高,同时,各个区域和各分项指标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社会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重要?——基于市场化进程下居民收入分析

如何有效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是社会资本重要还是人力资本重要,不仅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歧之一.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与差异,以及二者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变化.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影响差异上,社会资本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大于人力资本,且这一结果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东、中、西部以及城镇、农村皆成立.因此,要发挥人力资本的正效应,也要推进市场化改革,降低由社会资本引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楼市低迷背景下政府“救市”的原因分析

2008年以来,一向只涨不跌、成交旺盛的中国楼市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变化.在房地产市场下滑迹象的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悄然推出"暖市"优惠政策.文章通过对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出手"救市"的行为根源.     

刘易斯拐点显现期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生产要素正在发生变化.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妥善解决要素禀赋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从刘易斯拐点理论入手,通过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根据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得以从谋求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