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产权界定和股权设置

一、产权界定 当前,在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产权界定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如何界定,因为乡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历史比较长,它所涉及的多种所有制关系,在乡村集体企业现有存量资产中,既有原社队集体原始积累,又有农村改革之后,社区经济组织和乡村组织的投入;既有企业发展自身积累,又有一部分企业法人或个人的投资;还有国家部门的无偿支援和税收减免企业所得等等。这些因素给产权界定增加了一定难度。我认为,要搞好产权界定,必须做好两项工作:     

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制度基础、价值源泉与经济效应

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基本思路,可从制度基础、价值源泉与经济效应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展开分析。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制度基础,其在经济上的实现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经历了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并非众多研究提及的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在厘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经济效应时,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所界定的地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阻碍资本积累的因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地租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机制、源泉与路径选择

在我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消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有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红利空间。新增长红利空间创造的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依托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的基本理论,并主要由创新驱动红利、结构红利和深化的改革红利构成,其中包含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驱动红利更是新红利空间中最核心的内容。因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形成的路径在于:经济增长目标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由多元化向高级化的转变。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三位一体打造农村经济新格局--谈发展小城镇、乡镇企业与农业产业化

解决“三农”问题,仅仅把眼睛盯在农业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小城镇、乡镇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走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协调和互动发展的路子。为此,必须首先搞清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的关系1.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为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很快,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促进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乡镇企业增长势头放缓,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乡镇企业布局分…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国外贸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上,第一,2021年中国外贸6万亿的规模基数大,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会有一些挑战,2022年外贸会呈现回归常态化的趋势.第二,随着2022年全球供应链逐渐修复,一些国外来的外贸转移订单或相对减少,疫情原因产生的国内外贸新需求也会因此下降.第三,2021年PPI高位运行,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经济转轨期的农村双层经营模式:路径、绩效与体制创新

文章分析了经济转轨期农村经营模式的演化路径与功能绩效,并提出了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以农业产业链为纽带、以产权清晰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在家庭田间生产环节,以降低监督成本为目标,坚持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继续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二是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为目标,大力推行以企业为经营主体,进行统一经营,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三是在农业公共服务环节,以集体和政府为主体,协调农业产业链上各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     

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个理论模拟

本文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倾向,从纯"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公共投资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即具备所谓的"后发优势",最后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并探讨了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     

贸易深化、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文章首先从贸易深化促进企业集聚、二者又共同促进知识积累的新视角,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增长模型,然后对该模型进行求解,得出贸易深化与企业集聚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式,并进行了数值模拟,从而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数值模拟发现,贸易深化对经济增速的提高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空间集聚则对经济增速的提高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债务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至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论如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整体债务水平、短期债务比例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我国上市公司对债务结构选择能力较弱;总体而言债务治理效果不明显,内部理框架下大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优化作用不显著。本文另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更加全面。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基于创业板的实证分析

以35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市场化水平在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创业板上市企业创新投入越少;内部控制质量对创业板上市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股权集中度与市场化水平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之间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战略规划、高管任职经验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研究

战略规划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正式战略规划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入了高层管理者任职经验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互补与替代的两种可能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多行业企业样本,论文检验了战略规划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时的完备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目前中国环境下,充分使用战略规划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高层管理者的任职经验会对战略规划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负的调节作用。本文深化了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战略规划作用的权变因素的研究,并对企业实施高管领导与正式战略规划相结合的战略决策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