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断、对外开放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会影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在行政垄断下这种影响则会发生变化。在对制造业行业行政垄断、对外开放、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1-2014年间28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对外开放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行业行政垄断则抑制了这种促进作用。因此,在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应使其充分参与到对外开放中,同时在此过程中要减少行政垄断。     

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实证分析:1978—2010

以我国29个省市的粮食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和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978～2010年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升,代表创新效应的技术变化指数和代表追赶效应的技术效率指数都实现正增长;技术变化指数上升与国家农业政策相关,代表管理效率的纯技术效率指数与每亩收益水平相关;生产规模较大和中等的省份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规模较小的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结构转变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基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争论,通过构建TFP增长的分解方程,强调了结构转变通过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TFP增长率较高,资源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尤其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对TFP增长有显著作用,其贡献高达28%。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中国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区域比较

本文以波特假说为切入点,从区域比较的视角,采用长期均衡关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污染治理成本高的省区进行重点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能产生一定的创新补偿效应,但不足以弥补企业由此产生的规制遵循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且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华东地区最低,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相对较高.河北、 山西、 贵州和宁夏四个污染治理成本偏高的重点省区中,只有河北和山西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收敛性分析

运用1978～2007年的样本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实证结果表明:1978～2007年间中国第三产业TFP年均增长率为3.1%,整体呈广口U形分布,即先波动下降后加速上升;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第三产业TFP增长率及其构成均存在显著差异;在较长的样本区间内,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存在σ收敛与β收敛。     

安徽与上海、江苏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对安徽、江苏、上海三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加以计算,探讨这三个省市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不同,从而找出安徽与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动力上的差距,并且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安徽必须依靠技术、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要素配置效率与中国生产率增长

采用转换份额分析方法和随机前沿方法,分析了1978~2010年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利用要素边际产出探讨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对生产率的贡献较小,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影响;劳动配置效率的贡献要高于资本配置效率,其原因是劳动与资本配置机制存在差异;我国地区间的要素边际产出差异依然巨大,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因此,改善要素配置机制,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迁——基于中国银行的实证分析

类似于实际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不但是商业银行绩效增长的源泉,也是影响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快速提高,在国有银行中居较前位置,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比较也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对银行效率的影响而言,产权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国实际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80-2004年

由于我国存在资本无效,简单地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就会得出错误结果。资本无效产生的根源是利率管制与福利制度改革导致的过度储蓄,无效资本掩盖了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参与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增长框架下通过固定资本产出份额对实际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通过估算,说明最近十几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     

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利用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个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在考察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6%,而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其贡献值达到3.1%。桂林市城区及所辖12个县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属于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是桂林市未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动力。     

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基于已有研究不考虑环境污染或者仅以单一污染物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采用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法将五种主要污染物合成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基于SBM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合理性和优点,测算了1996～2009年我国各省市区考虑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考虑环境约束的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下,这反映了我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现实;八大经济区环境约束下的TFP差异显著,样本考察期内,南部沿海的环境TFP最高,大西北居第二,北部沿海居第三,后面依次为东部沿海、长江中游、东北综合、黄河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各区域环境TFP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近年来我国实行的环境管制政策措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分省看,广东、海南、青海一直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份均远离前沿面。回归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研发强度、政府环境保护力度及企业环境管制能力都对提高环境TFP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则对环境TFP的提高起阻碍作用。     

广东省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但其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也越来越显现.通过对1985年～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对要素投入增长与全要素增长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得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的结论,指出今后经济发展...     

市场化、政府介入与中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首先利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了全国2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在1996～2007年间的R＆D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以此为基础,本文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就市场化和政府介入对中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我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介入程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将促使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在1996年的基准上提高0.82%,政府介入程度每提高1%,将促使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在1996年的基准上下降0.59%。     

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测度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1999～2007年我国各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各省的技术效率显著地受到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其中纯技术效率并不低下,且区域间差异较小,但规模效率低成为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技术效率存在条件收敛,东部和中部收敛,而西部发散。进一步根据Malmquist指数分析还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11.8%的年均增长速度。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