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增长、调整成本与FDI动态调整决策

国际直接投资(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本文借鉴宏观调整成本投资模型,将调整成本引入企业FDI的动态决策分析,从微观角度阐述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调整成本对外国投资者进行FDI规模动态调整的影响,得出外商对FDI规模的调整路径呈现出一种非连续且较为陡峭的演进态势,并就此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从而验证上述结论.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福利分析的视角

卢卡斯(Lucas,2004)声称,对收入分配的关注是经济学中最具诱导性和危害性的倾向之一,因为与改进生产的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分配当前的产出来改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潜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关心收入差距问题。文章认为,卢卡斯的论断无法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最优,较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顾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福利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问题。     

资源配置和产出效应:金融腐败的宏观经济成本

本文根据对Solow Swan模型和Ramsey模型的修订 ,把金融腐败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 ,研究金融腐败的宏观经济后果 ,提出四个基本结论。第一 ,金融机构通过寻租制造稀缺 ,从而扭曲了资源价格 ,导致了资源错误配置 ,由此造成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 ;第二 ,腐败程度与产出水平存在拉弗曲线关系 ,或者说 ,产出水平与融资腐败程度存在多重均衡 (multipleequilibria) ,融资腐败取决于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程度和资金的稀缺性 ;第三 ,融资腐败是一种转移支付 ,是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直接或间接攫取实体经济部门的产出收益 ,这似乎是一个零和博弈 ,但是实际情况远较此复杂。由于这种转移支付的存在 ,资金市场面临进一步的短缺 ,出现“利率偏离实体经济需求的反常抬升”。因此 ,金融腐败是制造稀缺的行为 ;第四 ,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金融腐败的存在 ,一般宏观经济学假定的从储蓄到投资的瞬间平滑过程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此才可以解释我国金融领域一个怪异而又为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 :一方面是储蓄存款余额的迅速攀升 ,另一方面是从城镇到农村持续存在的贷款难问题。     

宏观经济效率:理论及中美的经验研究

借助于Ramsey-Cass-Koopmans增长模型,本文分析了当经济沿着最优动态路径增长时,宏观经济效率与人均资本的各种动态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短期,美国经济正运行在马鞍形稳定臂上,并会继续收敛于短期的均衡状态;中国经济效率与人均资本的值都比较低,而且从相图中的动力线来看,若短期内中国经济不能恢复到稳定臂上来,这一经济效率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长期,美国的宏观经济效率表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而中国的宏观经济效率却表现出下滑的趋势,两者呈现典型的"剪刀型"特征.     

奖章与陷阱:渐进转轨中的腐败

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得到迅速的改善和提高，但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同时，市场化的推进并未能遏制住腐败的扩散，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通过分析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本文对此作出了解释。与其他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既促成了经济的迅速成长，也引发了普遍的腐败问题。它们包括：经济决策的地方分权、双轨制市场化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这些要素既提高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也促使许多官员以腐败的形式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央政治权威的稳定性有助于减少官员在抽租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对腐败可能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市场化通过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促使大量资源由市场配置，这有助于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中的租金总量，这成为诱发寻租行为的因素。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改革。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可以归结为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道德文化、腐败与经济转型——对中国转型期一个基于道德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 ,对腐败问题的讨论 ,规避道德文化的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道德腐败的模型解释腐败活动猖獗的原因 ,并根据历史上成功经验和教训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 ,个体的社会道德观念、行为在社会中相互影响。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动态的模型解释基于道德导致腐败规模变化的原因。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 :存在着一个“道德腐败陷阱”。从这一点出发 ,本文认为 ,从根本上有效抑制腐败单靠加强执法、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等传统的、事后的打击腐败措施是不够的 ,要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反腐战略 ,其中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事前监督、检举腐败的从国家到公民的“信誉机制”。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清朝三代皇帝肃贪特点及所蕴含的管理思想

清朝康熙、雍正、嘉庆三位皇帝对肃贪问题有其基本认识和做法，从中可发现其所蕴含的系统管理思想和权变管理思想。从三代皇帝的肃贪中可得到以下启示：必须把肃贪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在肃贪思想及方法上要树立权变思想；真正念好肃贪的“肃、扶、养、率”四字真经。这是肃贪必须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本文试图利用寻租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有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的本质、成因、形式、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现有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研究，提出了转型经济中腐败现象的新的分类；并对行政垄断，主要是行业垄断的经济损失规模及租金的耗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回顾了中国反垄断改革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议程。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Corruption and military spending

Anecdotal evidence relates corruption with high levels of military spending. This paper tests empirically whether such a relationship exis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data from four different sources for up to 120 countries during 1985–1998.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litary spending and corruption is investigated by using cross-section and panel regression techniqu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rrup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ilitary spending as a share of both GDP and total government spending, as well as with arms procurement in relation to GDP and total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results can be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that defense spending may be used as a component of an indicator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