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从现实选择到最优制度

本文将观点芜杂、流派纷呈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归纳为三种理论范式,即最优货币区理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三种理论范式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各有特点,但它们的缺陷就是局限于单一视角,很难全面把握汇率制度选择的本质。所以本文尝试建立一种完整的理论架构,综合现有的理论成果。在这个理论构架中,我们将汇率制度选择分成两个层面的问题：现实选择和最优制度。现实选择的汇率制度和最优制度可能并不同一,因为现实选择是由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决定,而最优制度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因素和经济结构。但是最优制度可以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现实选择施加影响。在长期来看,现实选择调整的方向就是最优制度。通过这种理论综合,我们可以对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国际、国内等诸种因素进行逻辑一致地说明。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及其政策含义

关于中国的最优消费率,长期以来都存在争议。然而,如何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出发计算最优消费率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本文从分析Phelps的黄金律法则入手,引入关于经济动态效率的新判据,并证明了新判据与黄金律法则的一致性和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最优消费率的求解方法,并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计算出中国的最优消费率。最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内外部环境,论述了最优消费率的政策含义。     

最优货币量准则研究新进展

最优货币量准则最早由弗里德曼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弗里德曼的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查理和科雷亚等系统地证明了该准则的最优性，费尔普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近些年来国外围绕最优货币量准则的微观约束条件、最优货币准则中的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货币增长路径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最优货币准则问题以及最优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估算问题等方面，对最优货币量准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优规模和结构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与最优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最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规模以及二者的比例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存在最优规模,也存在过度积累的可能性;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优比例等于两种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     

局部均衡下的帕累托最优和拉姆齐最优

首先分别对帕累托最优与拉姆齐最优进行单独分析,然后把二者统一到竞争性市场中的可持续解问题中进行深入分析并加以比较。最后得出,在可持续解存在的情况下,此可持续解一定是拉姆齐最优解,在满足其他条件下,此均衡解也是帕累托最优解。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

欧盟是迄今为止运行最为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元的出现以及成功运行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货币一体化的更高层次。作者首先阐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蒙代尔教授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提出了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观点,然后探讨了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的问题,最后用 GG-LL模型分析了区域内各经济体与最优货币区的关系,从而最终建立了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的新视野。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框架及最优税率估计

最优所得税主要探讨税收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给定公平偏好程度下,如何确定最优边际税率水平。即使在崇尚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里,政府同时兼顾再分配和财政收入目标的基础上,只要略加考虑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效应,哪怕是微弱的考虑和兼顾,最高边际税率都不会达到100%。而且,借鉴斯特恩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及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估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还可以适当降低到36%左右。     

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最优货币政策中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有源于未来事件、未来冲击和扰动，有源于经济的“真实”运行，有源于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反应，有源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也有源于模型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以原有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并非最优，与现实经济条件相距甚远。通过对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分析，对当前的经济过热的经济背景和中国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研究，说明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好处以及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如何落实及使其效果达到最优。     

最优贷款利率的价格机制与运行机理——结合中美实践的比较研究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版最优贷款利率应运而生,信贷市场价格决定机制在制度层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制度变迁对市场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文选取美国为样本,比较研究我国与发达市场国家最优贷款利率的共性与差异,结合回顾西方学界研究,以期为我国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的最优贷款利率在形成基础、市场地位与决定机理等方面存在异质特征。明确市场监管者的干预边界,提升利率传导效力,强化商业银行的自主定、报价能力,是充分释放市场化利率定价机制效力的有效路径。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

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另一方面,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因此,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以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国外新凯恩斯主义最优货币政策研究演进

新凯恩斯主义最优货币政策理论是基于最优行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符合私人部门的最优行为并含有名义刚性,被西方经济学界用于研究一系列政策问题,尤其是被广泛用于分析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在这套框架下,加入一系列的扩展条件后就可用于分析不同体制下的政策问题。因此,梳理国外新凯恩斯主义最优货币政策研究的演进,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分析与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最优汇率制度的选择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2006年8月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战略调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汇率制度改革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同时又给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而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本文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其所在的分析，结合经济运行的效率，分析目前我国应采取的最优汇率政策，以及该最优汇率政策所应具有的特点，最后得出关于我国最优汇率政策的建议。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最优汇率制度的选择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至2006年8月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战略调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汇率制度改革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同时又给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而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本文通过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其所在的分析,结合经济运行的效率,分析目前我国应采取的最优汇率政策,以及该最优汇率政策所应具有的特点,最后得出关于我国最优汇率政策的建议.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优规模与最优次序——基于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克服各项基础设施同时回归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与最优规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1996-2008年各省市地区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各项基础设施和政府总投资的边际产出分别为5.765、2.520、1.420和1.276;最优规模分别为4.66%、3.29%、5.02%和20.95%;各项基础设施的实际投资均低于最优规模。因此,为使政府投资收益最大化可按边际产出大小顺序优先次序投资;而根据各项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和紧迫程度,则应按实际投资与最优规模差距由大到小顺序进行投资。     

最优能源强度与我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实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能源强度,并且最优能源强度与能源价格反方向变动.在此基础上,估计了近年来我国的最优能源强度,并测算了实际能源强度与最优值的差距.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实际能源强度高于最优值达3万吨标准煤/亿元以上,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最后提出了在保持最优能源强度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耗的政策建议.     

最优货币政策探究与优化

货币政策是一国央行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最优货币政策能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将社会福利损失降到最低.但是伴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得一成不变的货币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最优效果.本文在分析和评述了国内外货币政策关于目标、工具和政策操作的选择,以及如何应对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危机的基础上,探讨了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实证分析

财政投入最优规模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很多文献都有相关论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结论.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并代入我国1981-2004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增长.     

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进展

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理论是对货币一体化认识过程及实践发展进程的反映与总结。在区域经济联系加强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芒德尔基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争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研究了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最优货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虽然芒德尔所指的最优货币区是指已经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并采用单一货币的区域,但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却可作为分析区域货币一体化问题以及其他货币合作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实践的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东亚货币合作及货币一体化问题日益在理论和实践中进入议事日程,人们逐渐认识到货币一体化已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潮流。研究视野不再停留在是否组建货币区,而是讨论加入货币区的国别判断标准(即单个国家如何判断是否加入货币区,以及何时加入货币区)。由此,最优货币区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