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市场发育会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吗

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被认为是阻碍农地租赁交易顺利达成的重要原因。为揭示市场失灵抑制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本文通过构建农地供需模型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的影响,并利用中国5省14个样本村563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存在内在关联。在农地市场失灵状态下,高昂的农地交易成本、低水平的农地市场流转价格以及农户对农地的依赖均是导致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能够有效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农地市场化流转带来的收益,降低农户对农地的依赖,从而缩小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价格差异,最终推动农地流转。异质性分析发现,现阶段在农户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满足口粮型”农户比“追求收入型”农户更容易受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将会显著缩小“满足口粮型”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受偿价格和意愿支付价格差异。     

农地流转价格结构分化研究——基于黄淮海地区5省调研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过去学者较多关注其时间和空间特征而忽视其结构特征分析。本文运用黄淮海地区5省3504份调研数据,从用途和主体两个维度对农地流转价格的结构分化特征和机制开展定性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价格在“用途”和“主体”两个维度均存在显著的结构分化特征。在流转用途上,农地流转价格呈现非农用途>养殖用途>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分化趋势;在流转主体上,农地流转价格呈现出农业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普通农户的趋势。结构分化机制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的用途分化是由不同流转用途收益水平的差异导致的;而农地流转价格的主体分化并非由不同流转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效率差距所导致,而主要是受不同主体流转用途差异的影响。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     

基层政府主导竞标模式真的有助于农地有序流转吗?——J省J区观察北大核心CSSCI

为规范流转秩序、培育本地种粮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运而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竞标模式,有其现实背景和逻辑因由,并能带来规模经营比例迅速提升、主体培育加速发展等短期效应。然而,政府主导模式同时伴有某些局限并带有一定风险,具体表现为明标竞投无益于对流转价格的管控,甚至可能助推溢价,容易破坏乡里乡亲睦邻友善关系;暗标竞投下的竞标者抑价寻租有悖于均衡价格形成,易推动政府"创租";竞标模式不可避免增加乡村治理事项,基层政府介入很难平抑好各方诉求,个别政府寻租行为加重了民众不满,使得模式成效不管有多大,政府很难全身而退,塔西佗陷阱可能越陷越深,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受此牵绊恐大打折扣。     

农地流转滞缓:经济激励不足还是外部市场条件约束?——对4省600户农户2005～2008年期间农地转入行为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讨论了规模经济激励、劳动力资源约束以及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活跃程度等外部市场条件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并利用农户农地转入的实地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说。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及非农就业状况是影响其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但这种转入农地的行为受其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影响,而农地细碎化由于凸显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而对农户转入农地产生负向影响。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程度是农户能否转到所需农地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村民参与非农就业市场的程度是决定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等9省(区、市)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养猪场(户)实施健康养殖是提高猪肉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首要前提和基本保障。本文利用山东省等9省(区、市)653家养猪场(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者的文化程度、养猪场(户)的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是否加入优质猪肉供应链和对健康养殖的认知以及政府是否宣传并提供支持6个因素对养猪场(户)健康养殖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决策者的年龄和养猪场(户)是否符合"标准化养猪场"的要求对其健康养殖实施意愿有负向影响;养猪专业户比规模化养猪场更愿意实施健康养殖。这一研究结论为促进中国实施生猪健康养殖、提高猪肉产品质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现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