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高管激励为主要切入点,通过研究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分析我国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基础上,结合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探讨高管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薪酬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高管晋升激励对高管年龄和投资效率、高管学历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高管任期和投资效率这三种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对高管性别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效应。此外,具体划分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国企组和民营企业组,并做了进一步检验,对不同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激励制度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投资效率、企业产权与高管变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投资效率和企业产权的角度考察了高管变更的影响问题及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高管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而被更换的证据较微弱;高管被更换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区分企业产权后,我们发现,相对于国有公司来说,民营公司的"高管变更-投资效率"敏感性更大,但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然而,相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来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在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机制、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层次越高,企业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深化和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及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团队稳定性、审计师行业专长与企业投资效率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社会同一性理论，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审计师行业专长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和投资效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有助于企业重视构建稳定和谐的管理团队，为微观企业根据实际情境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创业板市场高管“妒忌”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2—2014年数据,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作为高管妒忌心理的替代变量,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了衡量,发现94.14%样本存在过度投资现象。然后,进一步建立逻辑模型,推导了高管妒忌心理可能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对此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妒忌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学历不但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而且通过调节效应,有效地抑制了高管妒忌心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高管任期、R&D支出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A股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1—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任期、R&D支出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投入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而增加;高管任期越长,企业投资效率越高;R&D支出越多,企业投资效率越高;高管任期的延长增强了R&D支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企业家精神与非效率投资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家的创新性、竞争性及冒险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实证检验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增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

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2年数据,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样本公司,就高管变更因素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变更导致公司投资效率下降;高管非常规变更与公司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在过度投资的样本中,随着总经理任职期限的延长,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变得更严重;高管人员内部继任与公司的投资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可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     

政府干预、高管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为例

“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的投资效率关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基于“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结合政府干预视角与高管团队理论,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和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国有控股增加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任职年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强化作用,而高管持股和董事会监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有着抑制作用;东道国民众话语权、政府管理质量调和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使投资效率回归理性。然而,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环境等差异,上述研究结论因投资地区的异质性而有所不同。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关政策,以及“走出去”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创新投资效率

创新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创新投资效率是实现创新兴国战略的重要前提.文章选取2013-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测量了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效率,探讨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越大,企业创新投资效率越低,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更为严重;(2)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没有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反而强化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强化作用仅存在于强高管薪酬粘性组;(3)相比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强化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更显著.文章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效率提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获取数字化转型数据并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企业劳动投资过度和缓解劳动投资不足。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机制，且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创新能力是关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度招聘、解雇不足以及招聘不足等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均显著存在。该研究结论为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投资效率、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

成本粘性反映了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企业的行业属性、资产特征以及高管决策行为等形成的风险因素,成本粘性程度过高会降低经营效率、加剧企业风险。为此,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以2005—2012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投资效率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部经济风险和内部经营风险的共同作用下,成本粘性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水平;当企业进行过度投资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当企业投资不足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     

高管控制权、资本扩张与企业财务风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4～2009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资本扩张行为的关系及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控制权与企业的投资扩张及多元化扩张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其正相关程度更大。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较强的高管所实施的多元化扩张战略会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以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且女性高管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是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实现的。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与双重代理问题视角,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会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加剧劳动投资不足。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主要通过加剧信息不对称及第二类代理问题而非第一类代理问题来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降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作用在股权制衡度较弱、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更显著。     

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研究——基于投资效率与投资风险的双重视角

如何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国企分红”与“促投资”的关系,寻求既能促进投资效率又能规避投资风险的国企分红比例,是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改革中的焦点。以2008—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Probit模型对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企分红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和投资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当国企分红比例小于38.89%时,能够有效改善投资效率,同时降低投资风险;当国企分红比例超过38.89%时,随着分红比例的继续提高,投资效率随之下降,同时投资风险显著上升。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国企分红的投资效应因国企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企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分类制定国企分红比例,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研发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2007~2011年中国深沪A股5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对高管RD投资行为,以及高管RD投资行为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在国有控股公司,RD投资没有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却诱导高管减少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RD投资已纳入高管考核变量和年薪支付依据,增加高管年薪能够激励高管增加RD投资。(2)在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股权报酬能够激励高管增加公司RD投资;在私有控股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RD投资的影响具有区间效应。(3)无论是国有控股公司,还是私有控股公司,增加公司当期RD投资都会降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但会提高公司未来财务绩效。     

审计行业专长、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审计行业专长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行业专长会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本文结合公司内部治理变量考察其与审计行业专长是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在区分内部控制质量差异时,发现相比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审计行业专长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管理层持股考察企业的代理问题差异,研究发现相比于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时审计行业专长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更换投资效率的度量指标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兼论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

基于我国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引入DID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融资融券、高管薪酬粘性与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且粘性越大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后,与对照组样本相比较,实验组中的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企业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并且能够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发挥了显著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企业薪酬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