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鉴于供应商与客户的角色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角色, 通过手工搜集 2007～2017年上市公司核心供应商数据, 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 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影响, 以揭示上下游相关经营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对称性, 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制度环境对上述影响的干预与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企业的影响较弱, 表明客户基础与供应商基础影响企业研发的对称性。 该研究补充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 同时揭示了该影响依赖于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为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证据。     

客户/供应商集中度在审计方面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积累和认识的加深,相对于研究企业与股东和债权人这些财务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文献将研究重点放在企业与客户/供应商这些重要的非财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客户/供应商集中度对审计方面影响的文献进行回顾,从审计需求、审计师选择、审计契约稳定性和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等方面进行总结,以期为客户/供应商集中度和审计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供应商、经销商议价能力与公司业绩——来自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传统的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已经演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或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这使得改进供应链(或产业链)管理成为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本文利用来自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探讨供应商和经销商(客户)议价能力对公司业绩可能存在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实证研究证实:①供应商、经销商(客户)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越低,公司业绩越好;②供应商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③和已有的研究不同,经销商(客户)的集中度和议价能力在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的同时,表现为左高右低的正U形关系。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2019年-2022年1664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A股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研发投入与股权集中度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客户集中度风险、政府补贴与公司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前5大核心客户数据,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其客户集中度风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风险对公司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另一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的“支持之手”--政府补贴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则弱化了这种负向影响,尤其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该研究拓展了客户集中度风险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丰富了政府补贴激励公司研发投入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     

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避税动机

文章的研究样本是2007-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以及产权性质和法律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功能。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显著提高了公司的避税强度,但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与公司避税强度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而且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避税强度的正相关关系比较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客户集中度)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来研究其对供应商避税动机的影响,丰富了我国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文献。     

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外资参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009～2014年外资参与的318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中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在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形下存在显著差异,当外资持股股东不是第一大股东时,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十分微弱,当外资持股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时,即存在外资控股情况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大中城市国家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1个大中城市及国家高新区 2007～2017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企业研发的溢出效应由企业技术水平和外商投资强度内外两个因素决定。 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城市高新区企业研发, 显著促进了技术能力较强高新区企业研发。 外商直接投资越集中, 投资强度越大, 越有利于高新区企业研发。 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提高外商投资集中度, 重点引进资本密集型外商投资项目,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及高新区人才集聚水平, 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促进高新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融资结构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2~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研发投入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双重门限效应。当融资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限值和介于两个门限值区间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改善财务状况,但改善效应随融资结构水平提高而显著下降。当融资结构水平大于第二门限值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采用替换变量法和滞后一期法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上述结论成立。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融资结构门限效应不尽相同,即有双重门限效应和单一门限效应之分。在不同融资结构水平下,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据此,给控制或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因研发投入而引发的财务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     

财政补贴、外源融资与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

本文研究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及所需外源融资的影响, 并检验外源融资在财政补贴影响自主研发时可能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 财政补贴对我国集成电路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 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 财政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得研发所需的股权融资;两种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在补贴促进研发时既有直接的中介效应也有间接的调节效应, 而银行信贷仅发挥调节效应; 现行政策对环渤海、 中西部、 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对封装测试、 制造、设计和装备材料环节的激励效果依次降低; 政府补助市场化运行方式有利于资金效率的提高; 财政补贴对员工和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好。     

不同市场结构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十年来在补贴等政策扶持下发展异常迅猛， 隶属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市场结构也瞬息万变， 然而近年来的骗补频发与创新不足对政策效果做出了负面诠释。 现有研究认识到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各种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有所差异， 但缺乏深入的探究政府政策行为在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下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影响及最优区间。 本文由此出发， 纳入可以分离出政策额外激励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运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样本企业数据细致分析了市场结构、 补贴政策及企业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行为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府政策行为遵循着 “优势企业扶持” 策略， 且补贴政策对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额外激励效用， 这种额外激励在高市场集中度下更显著，而当市场集中度处于高寡占 Ⅱ型时， 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用达到最大。     

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技术外部性的视角

供应商在面向多制造商时研发共性技术还是研发专用技术？以此问题为基点,本文运用演化博弈论,在共性技术外部性、外部性引发价格战及政府干预治理情形下对供应商技术研发决策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共性技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博弈演化稳定于由选择不同技术研发策略的供应商共存的均衡;在外部性引发价格战情形下,当外部性较强时,零部件降价幅度越大,供应商越倾向于选择研发专用技术,反之,当外部性较弱时供应商越倾向于选择研发共性技术;当考虑外部干预治理时,政府价格干预效果依该行为所引致的市场额外需求降低状况,而政府补偿干预有效引导着供应商选择共性技术研发策略。     

大型研发企业的研发投入分析——基于全球前2000家企业研发投入数据

利用2006年全球研发投入居前2000位的企业数据,考察了这些企业研发投入的一些基本特征,如产业分布、国家分布,以及研发的集中度,并探讨了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是：研发具有产业异质性;研发在一些国家集中;企业研发的总量水平、研发比率、研发增长率与企业规模具有非线性关系．中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量,而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具有较高有研发投入比,以及研发增长率。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官员激励视角研究了在现行政府治理架构下,官员晋升竞争与财政分权对政府研发(R&D)补贴的影响,并将R&D补贴和治理环境内生到企业决策模型中,探寻我国企业R&D投入激励不足的原因。实证检验表明,传统以GDP为考核标准的晋升竞争显著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也会减少政府研发补贴,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企业R&D活动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政府干涉越少、寻租空间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研发活动,R&D投入强度也随之提高。本文的结论对于加快地方政府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 2010～2016 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依据控股权配置视角，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 （1） 国企混改后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 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 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 （3） 由相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集中度的负向调节效应最弱， 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制衡度的正向调节效应最强。     

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财政补贴效应及研发效率研究

本文对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财政补贴效应和研发效率进行研究， 分析了财政补贴对企业 自主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以及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之间的关系， 探讨了显示面板集成企业和上游企业财政 补贴对自主研发投入诱导效应的异质性和研发效率的异质性， 同时研究了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 滞后性以及研发投入对研发产出的滞后性。 研究发现： 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诱导效 应； 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正相关； 财政补贴对上游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诱导性强于面板集成组装 企业； 财政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本文为提升 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对我国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 参考借鉴意义。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2—2019年我国A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作为研究样本,就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企业效益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企业短期效益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显著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当期;研发投入滞后期对企业长期效益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种负向抑制作用在当期和滞后初期不显著,随着滞后期延长显著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倒"U"型;企业成长性对研发投入产生短期效益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研发投入产生长期效益没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