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偷税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思考

本文旨在通过调查统计,分析指出现行刑法规定的偷税罪定罪标准过低、量刑标准存在严重不公正等问题,并努力寻获一定的刑法理论支撑--报应优先兼顾预防,提出以偷税数额为主要指标、偷税比例为辅助指标的基本框架,且适当提高其定罪标准.     

偷税罪定罪公正论

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定罪标准是1979年刑法中主观主义的延伸。在几年的实践中，其矛盾与缺陷已逐渐表现出来，实际操作中放纵了偷税罪的犯罪分子。而与之相对立的以客观实害作为定罪标准的客观主义，更能符合公正性的要求。鉴于此，设立偷税罪定罪标准时应向客观主义倾斜，以达到定罪的公正。     

试诒逃税的罪与罚

一、偷税罪被逃税罪取代 逃税罪的前身是偷税罪。在我国,1979年刑法首次规定了偷税罪,但那时的规定法定刑较轻,不能满足打击偷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通过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提高了偷税罪法定刑,     

从刘晓庆公司偷税案看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刘晓庆公司偷税案的司法审判终结,暴露了我国刑法关于偷税罪法条的局限性:法人犯偷税罪,其犯罪主体的法定代表人难以被追究责任。本文对法人偷税罪进行了探讨,细化了偷税罪犯罪的分类,提出“状态犯偷税罪”一说,还将法人偷税罪主体扩大到实施偷税企业的财产所有者。     

偷税罪修订之法律解读及实际操作问题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第三条新修改了偷税罪的定罪量型标准,具体规定为:"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改     

偷税罪认定标准问题刍议

现行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罪是指偷税情节严重的偷税行为。而认定偷税情节严重的最低标准有两个：一是指偷税数额1万元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以下简称偷税比例）的偷税行为；二是因偷税国务机关给予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第一条标准在实施中存在颇多问题。本就偷税罪认定的量化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一探讨。     

偷税罪重大修改的背景及解读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偷税罪作了重大修改。随着它的正式修订,偷税一词成为历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什么要对偷税罪进行修改？新旧内容不哪些不同？政策执行的溯及力问题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作为此次修改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特为本刊读者撰写——     

论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

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一直备受关注,因其包含死刑这一法定刑而更是在近年引起争议,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飞速发展,原有的量刑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而应当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刑罚.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具体量刑也不应沿用原有的数额量刑,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适用社会发展的司法解释,以求达到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     

偷税罪“二次行政处罚”犯罪成立标准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偷税罪"二次行政处罚"犯罪成立标准的规定存在诸多立法缺陷,而且不符合税收征管实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应对此进行相应的修改予以完善:明确规定"二次行政处罚"的时限与数额;将扣缴义务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犯罪化。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浅议构成偷税罪的标准

为了强化税收征管,打击涉税犯罪,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刑法》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第六节)规定,“危害税收征管罪”,对偷税罪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新刑法修正案（七）》201条的解析

从2009年2月28日起．“偷税”将不再作为一个刑法概念存在。当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修订后的《刑法》对第二百零一条关于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法律规定中的相关表述方式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刑法》自当日起施行。     

刍议“逃税罪”案件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施,偷税罪被逃税罪取而代之。本文分析了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并对逃税罪进行了法律解释,提出了行政处罚前置是符合逃税罪立法与司法实践应有的程序选择。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量刑情节的一种,在刑法典上具有法定的依据,但其内容及范围没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对酌定量刑情节的研究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实现宣告刑的最佳化,有利于惩罚罪犯和保障其合法权利。由于传统刑法理论轻视乃至忽视对酌定量刑情节的研究,致使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不一的现象存在。     

浅析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常见的刑法犯罪。每年都有大量的交通肇事事件的发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交通肇事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文中从对交通肇事罪的刑法条文的规定谈起，结合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应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法律构成要件、量刑标准，以及交通肇事罪罪与非罪，交通肇事罪与相关关联罪名的区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论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领导传销行为的犯罪作为一个新增的条款写进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以来扭转了长期以来将传销犯罪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尴尬局面,不仅解决了传销行为的定罪问题,而且明确了该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从而解决了一直困扰司法实践的很多问题。     

辨析偷税罪、抗税罪与逃避追缴欠税罪

为严惩涉税犯罪,新《刑法》专门在第二编第三章增设了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其中对偷税罪、抗税罪与逃避追缴欠税罪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司法机关和税务机关惩治上述有关涉税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刑法界定

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技,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关于醉驾是否单独定罪的争论已无悬惫．而关于“醉驾”认定标准、“醉驾”是否一律入刑、“醉驾”量刑的争论远未止息,本文局限于篇幅所限,基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发生的普遍性,仅就此类型犯罪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对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有所裨益。     

互联网金融语境中的非法集资风险及其刑法规制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土壤里发芽,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惊人发展,但它面对着巨大的非法集资触刑风险。本文以一种实证的视角,系统梳理了互联网金融三种典型业态实践中所面临的非法集资风险,进而深度分析现行非法集资刑法规制存在的金融垄断的刑法立场与互联网金融创新相悖、过大的罪名口径抑制了有益的金融创新和过重的刑法量刑不足以满足投资者保护的公共利益等三重困境。针对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规制出现的种种尴尬,本文提出以博弈论为视角转变刑法规制思维、建立"行政法缓冲带"、调整罪名口径、基于信息不对称进行责任分配和以投资者保障为导向进行量刑选择等多条刑法改进路径。     

论我国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化路径

梳理十几年来数起争议性案例发现,刑事司法中量刑僵化问题较为严重。即裁判者严格按照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做出的裁判,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民众认同的情理。裁判者做出这些裁判的背后受到刚性最低刑制度的制约。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核心是,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定量情节确定了某类案件的最低刑,但是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又处于保守状态。刚性最低刑制度导致量刑“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在满足刑事司法统一性的同时,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应该系统归纳酌定减轻条款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量刑指南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激活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这有助于增强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使得量刑在保持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上,也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