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基于行会习惯法视角

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领域。在长期的商事活动中山西票号形成了一系列商事规制原则,包括针对票号的行业习惯法与行会习惯法。山西票号行会习惯法是在票号行业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虽然票号的行会习惯法形成以及成熟较晚,但对票号的发展却起过重要作用。从行会习惯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内容的视角对山西票号的规制予以解读,并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票号的本质

山西票号是"20世纪以前中国最富盛名的银行",但是现有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票号为何会相对于市场交易而存在。本文从模型和史实两个方面分析了票号的本质问题,指出票号是分工深化的产物。从理论模型来看,分工经济需要货币存在,但货币出现后,仅靠资金供求双方的直接交易,效率将十分低下,票号的出现能够极大地提高交易效率,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追溯货币和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本文验证了山西票号的确是分工深化的产物。     

信誉博弈与山西票号身股制度变迁分析

合理的治理结构无疑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细致地分析了票号的制度结构、经营管理及其成败得失。文章在对山西票号银股、身股股权结构、财东与经理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信誉博弈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票号身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并对人力股在现代企业中的探索进行了简单分析。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多年,而票号又将其推向极致.山西票号作为典型的家族性企业,在其创业守业过程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力图为解决当前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借鉴.     

刍议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环境

称雄中国金融业百年之久的山西票号具有一整套独到的经营管理制度,对现代商业银行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深受当时外部环境的影响,从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方面探究影响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核心因素,指出山西票号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基于当时外部的独特环境而形成的,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一定的先进性。     

山西票号对现代银行管理的启示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本文通过简要介绍山西票号严厉苛刻、敢于创新又独具特色的管理之道,揭示了票号在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下能够繁荣发展的原因,对当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为面临激烈竞争的银行业带来了不少启示。     

山西票号书信发微

[]山西票号书信是票号在具体的业务实践中产生的文献,目前留存的票号书信总量有数千封,分别被民间收藏家、私人博物馆、科研机构等收藏,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从票号书信的文本形式和内容可知,其具有专业性、规范性、民间性、私密性等特征。票号书信的海量信息,对于票号史、商业史、会计史、金融史、货币史、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交通史、邮政史、社会史等专题研究和本土化理论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要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研究者首先要对其进行归户,在此基础上予以文献学整理和数字化处理。     

从山西票号看传统金融的近代化转变——基于与英格兰银行发展路径的比较视角

山西票号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传统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创新,代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自主发展和演进路径。虽然在山西票号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因素,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并在金融市场中与政府进行策略互动,诸如代理国库、发行兑换券(纸币)和向国家银行的方向发展等;但由于官商关系、公共信用和财产权利的不同,山西票号的"官商结合"模式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稳态均衡和有效制度安排,进而未能促进公共金融和新式金融体制的建立,其近代化转变的尝试也没能取得成功。文章研究表明,公共信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不仅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变革和转型,也是现代金融市场良好运行的基础和保障。     

诱致性动因下的山西票号变迁及现代启示

从市场需求带来诱致性变迁角度对山西票号的变迁、变迁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给票号发展带来的路径依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代市场变化与企业行为的匹配趋势,并提出主动创新和系统思维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再现百年票号风采──评介《票商兴衰史》

再现百年票号风采──评介《票商兴衰史》姚会元“票号”是山西对中国金融业的一大奉献，他在中国金融史上以自己独特的风采辉煌了百年之久。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金融机构和资金流通方式的健全曾经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票号的出现及其百年业务亦为山西人争得了...     

西部呼唤新票号资本--中国黄土高坡育成大资本的历史考察

历史启迪现实。在西部大开发中，人们的视野注视到票号资本。本文考察了山西票号资本形成的外部内部两方面因素：外部得利于扼南北商路的地理位置和耳濡目染的重商历史传统；内部有赖于票号自身具有的特性，即“便民、裕国、创新、赢利”。因为“便民、裕民”，票号的出现成为社会需要，因为“创新”，票号有了内在活力；因为“赢利”，票号经营者便对投资乐此不疲。     

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比较研究

从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组织架构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山西票号尊重股东、管理者、员工利益,以人为本,注重构建激励约束体系,强调总号对分号的控制力及各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共享,对现代商业银行有一定借鉴意义。     

西部呼唤新票号资本——中国黄土高坡育成大资本的历史考察

历史启迪现实。在西部大开发中 ,人们的视野注视到票号资本。本文考察了山西票号资本形成的外部内部两方面因素 :外部得利于扼南北商路的地理位置和耳濡目染的重商历史传统 ;内部有赖于票号自身具有的特性 ,即“便民、裕国、创新、赢利”。因为“便民、裕国”,票号的出现成为社会需要 ;因为“创新”,票号有了内在活力 ;因为“赢利”,票号经营者便对投资乐此不疲。     

Study on Governance Mechanism Comparing Shanxi Exchange Banks with the Modem Commercial Banks

从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组织架构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山西票号尊重股东、管理者、员工利益,以人为本,注重构建激励约束体系,强调总号对分号的控制力及各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共享,对现代商业银行有一定借鉴意义。     

浅议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是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旧式金融业。它产生于清道光初年,衰败于辛亥革命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一百来年。解放前,不少中外学者和专家著书立说,撰写文章,对东方这一独具特色的金融事业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     

《中国百年商海》系列之二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票号,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私立银行.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票号,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私立银行.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山西票号

近年来,随着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理论界把金融改革出路的研究视角转向国外.然而,对于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山西票号,理论界的关注却极为薄弱.并且基于不同的范式未免得出逻辑不一致的结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对分析山西票号的衰亡具有独到的优势.交易成本经济学能更好地解释票号的演进脉络,为更好地理解票号创新提供了新的角度,即在构建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环境后,创新就会应运而生.由于采取独特的治理结构,因此票号保持了较高的治理效率.这对构建符合内在演进逻辑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

山西票号是适应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直接从封建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专门经营商品交易中货币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明末清初民间虽然已经有了大量货币汇兑业务,但就现有史料,到清道光初年始有专业汇兑组织,这就是山西平遥人经营的票号(亦称汇兑庄)。从道光初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衰亡,历经一百多年。而它与清政府的联系,则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以后开始的。票号与清政府的联系,步步升级,以至达到如膝似漆,直到清王朝的崩溃为止。此间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为票号与清政府的初步结托;同治四年(186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3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是票号与清政府的进一步勾结,并充当清王朝的财政支柱;甲午战争(1894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为票号与清政府勾结的顶峰。辛亥革命以后,票号失去靠山迅速衰败。     

基于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山西票号的职员控制机制

有效地防范操作风险,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员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管理。对于山西票号来说,他们成功运用选拔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训育机制等,使得员工和票号融为一个整体,增加了其凝聚力,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对现代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