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现。哈尔滨市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上海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分析与实证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差异,在价值链定位和组织边界决策上,国有企业较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倾向于用内部自制替代外部市场购买获取中间品供应,这一逻辑使区域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制约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城市能级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内在要求,但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资本在制造业中比重偏大的问题可能会对此目标的实现形成干扰。文章运用1993-2014年数据检验了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上海国有制造型企业在中间品供给决策中存在一定自制倾向,其制造业所有制结构对当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显著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可为新时期上海制定正确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个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能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而Jacobs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双循环”背景下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研究

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测算江西省2009—2019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与制造业效率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江西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策略。     

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升制造业效率。本文以2003²010年为时限,对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整体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效果不明显;二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制造业效率具有明显地正向作用;三是广东省金融业对制造业产生负向影响;四是广东省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当期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作用,其滞后一期项同制造业效率没有明显相关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背景的产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环节上活动的相互渗透、延伸和重组,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反映。价值链高度相关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基础动力,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内在动因,规制放松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外在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过程实质是价值链分解和重构整合的过程,生产性服务业关系性地融合到制造业价值链的基本活动中,以及结构性地融合到制造业价值链的辅助活动中。根据价值链之间作用方式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分解和整合的方式和过程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不同的融合模式。     

佛山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佛山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佛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长期相互作用关系,但现阶段两者还远未达到协调互动发展。因此,应以互动效应为导向,在做优做强制造业同时,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而最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营改增”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吗？

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发展对于克服鲍莫尔成本病和破解“中国制造”升级难题以及助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标准,本文首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程度进行精准测算;继而运用双重差分法,利用我国行业层面数据,计量检验“营改增”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营改增”不但能够直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相对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效果更好。拓展性研究表明,“营改增”试点主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来影响二者之间的协同融合,并且“营改增”政策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这意味着后续增值税改革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的关键。     

陕西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研究

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作用机制,构建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了陕西省2009—2018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2009—2013年,陕西省制造业的综合发展指数高于生产性服务业,2013—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指数高于制造业,陕西省2009—2018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正从失调走向协调,最后提出了促进陕西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与制造业区位的协同定位效应——基于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与制造业具有投入产出的上下游关系。本文以垂直关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与制造业区位选择在空间维度上的互动关系。并以长三角地区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例,通过建立两方程联立模型,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区位分布上存在协同定位关系即二者在区位决定上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长三角范围内,制造业区位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相互影响作用由于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不同城市产业发展顺序的差异。大城市要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在中小城市应首先发展制造业集聚,并以此来吸引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而实现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文章在服务任务国际外包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运用国家-部门层面总出口核算框架,使用WIOD数据库和中国投入产出表,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和工作时间占比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促进中低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效果,而对于高层次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研究——基于信息基础建设的调节效应

随着产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基础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制造业效率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越发显著。因此,揭示信息基础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效率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采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在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信息基础建设在生产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效率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信息基础建设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考虑到区域异质性后发现,东部地区信息基础建设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西部地区信息基础建设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理论进行了探讨,结合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基于1995-2012年的时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描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以往的创新研究多基于制造业的背景，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研究更不充分。然而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最快的产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对中国有巨大现实意义。该文介绍了产业创新的元素和创新模块，并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创新特点作出的比较，揭示了两者协同创新的主要障碍。提出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创新政策作用的关键结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组织创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等推动产业协同创新的策略建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完全需求互动分析——国际投入产出视角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完全需求系数进行量化,实证分析1995—2011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互动水平的变化。结果表明,这17年间中国制造业对自身的完全需求提高了34.16%,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需求提高了45.50%;制造业对自身的需求挤占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其中对基础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有所下降,表明制造业基础型服务成本在不断降低;对驱动型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幅增加,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产业互动升级的轨道。今后还应加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与集聚水平,重点推进驱动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跨界融合,高度关注先进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     

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背景下,构建集聚模式多样化的产业联动发展格局,对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以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视角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集聚外部性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集聚类型异质性来看,制造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均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但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显著也更强烈,特别是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从集聚外部性异质性效应来看,相较于MAR外部性效应,制造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效应更能促进城市碳排放强度降低;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协同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与城市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影响在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更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类型异质性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应培育差异化的主导产业,优化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培育制造与服务一体的多功能产业群,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与演化

理论推导验证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耦合协调度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SIENA方法探索产业部门关联网络中节点互动的特质、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了网络演化的机制.在产业耦合协调方面,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双方的耦合协调带动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在产业关联网络演化方面,产品部门之间的技术邻近性与市场邻近性促进联系的建立,开放度较高的产品部门更能够与其他部门建立联系.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应鼓励跨领域合作,加强重点行业开放,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一步融合.     

经济新常态下江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测度江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空间协同集聚指标,发现整体上江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度和空间集聚度不高,提出要发挥江西各地区的地理优势和要素优势,要在产业关联的基础上,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融合作用,要在政府的推动下不断优化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链,提高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性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以产业增加值为评价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强,融合互动趋势显著;在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中,交通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相对较强,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较弱;在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中,高端制造业部门居多,而传统制造业部门则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