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控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和谐社会是社会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合、协调运作的状态，其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安定有序。“和谐”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坚持协调发展构建和谐酒泉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领导人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

和谐社会作为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在新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被党和政府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并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政府转型”，核心是“公共财政”。政府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者，代表着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能否在公共财政的安排方面做到和谐，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社会、经济、自然的和谐。目前我国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存在“越位”和“缺位”的不合理现象，应当调整公共财政政策，使其真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控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和谐社会是社会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合、协调运作的状态,其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安定有序。“和谐”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控制是公共管理组织特别是政府利用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机制。社会控制的实质,就是政府发挥其权威性、强制性的公共管理能力,以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要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特别是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强和优化社会控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发展和贡献

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治国方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由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制、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

该文从古今两方面论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时代的选择,并进一步阐述了当今中国“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新的内涵。     

论唐太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和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统治的23年中,政治清平,官吏廉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由恢复而发展,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太宗的“清静无为”治国思想分不开的。早在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才刚刚即位三个月,就同群臣商议治国方略,明确提出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重大举措。这既是一个廉政方略,也是他的“清静无为”思想的具体内容。纵观他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行政法治的价值契合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中国在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1世纪初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建设目标。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的内在根据就在于二者在价值上的契合。文章详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行政法治在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平等的价值、公正的价值和秩序的价值等价值上的价值契合。     

和谐社会是道德化的社会

当前，我国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稳定的现代化形态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它“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构想，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所产生的价值双向性使得两者的存在价值互为依据和支撑。     

论法治与人治

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治”主张与法家的“法治”主张都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两者各有其涵义与特征。由于人治存在的弊端与法治的巨大优越性，现代社会选择法治成为必然。法治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在推行法治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遏制腐败初探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治国方略。是我们党在治国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在认识和把握治国规律方面质的飞跃，是治国目标设定上的正确选择，为确保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现代社会应当是法治社会,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长期以来.有些人把法治和德治绝对的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只看到二者的对立性,而忽略二者的统一性.鉴于此,江泽民在今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的发展,是对新形势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构建“和谐青海”的几点认识

构建“和谐青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青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促进全省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和基本方略，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青海的具体实践，是青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构建“和谐青海”与依法治省是党领导全省各族人民治理青海的基本方略。     

会计工作也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而深刻地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这对于加强我国会计工作的“法治”和“德治”，充分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也有着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谐重庆,在路上

实现社会和谐,追求美好生活,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追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位名叫“心底的中国”的网友在新华网论坛上发出《21世纪,通过重庆告诉世界》的帖子,他说：重庆在寻找一条具有西部特色、中国特色的和谐发展之路。他提议：重庆要致力于打造具有标本意义的“和谐之都”。 事实上,和谐重庆正是重庆这些年在发展中努力买现的目标。“十五”期间,市委、市政府在建设和谐重庆的探索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既注重经济发展,更注重社会进步：既通过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又通过民土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社会发展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编者按]     

中庸思想方法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孔子中庸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他的“致中和”、“执两用中”的矛盾观和方法论,是他对维持天人合一、人人和睦、身心统一的一种态度。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主题下,深入研究孔子的中庸思想方法论,对于争取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江泽民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的哲学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新世纪之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光辉.     

试论《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形象的文化摄入

长子形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我国传统宗法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不断深化的产物。在宗法制度趋于崩溃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封建大家庭里的长子们就成了家族极力维护宗法等级观念下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反映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及人物生活现状。本文就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的《家》和老舍的《四世同堂》的创作为例来浅要分析这一文化现象。     

浅议“德治”与“法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新世纪伊始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里的两个“紧密结合”，揭示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明，二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十五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把思想道德建设第一次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不仅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明建设，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试论西汉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究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当时已经出现了有关治国安邦的一些理性原则、方法和手段。实行神权崇拜，奉行“般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等以拜天、帝、鬼、神为特色的治国原则汉朝在吸取秦朝暴政而灭亡的基础上，采用儒家的学说作为西汉礼法融合的官方哲学基础，主张“天人合一”并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