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及其含义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基本的约束条件。本文利用住户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所决定的养老金财富对城市居民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家庭养老金财富与当期收入的比值每增长1个单位,城市居民储蓄率约减少1.13～1.51个百分点,养老金财富较之其他跨期收入,对储蓄率最具解释力。而且,高龄队列较之年轻队列,养老金财富对储蓄率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储蓄率的下降也更明显。养老金财富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通过分析最近两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城市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发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旦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养老金财富预期,也会对其储蓄率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和改革方向,有助于避免储蓄率过快下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panel data模型对中国大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各省份的老龄化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有较大差别,增速也有一定差异.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净迁移率对老龄化程度的影响为负,人均GDP对老龄化的影响为正.应从调整生育政策,完善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等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储蓄率的数学模型

自2000年起中国已经进入了初级老龄化社会.由此应对老年时期的新的储蓄动机的形成将造成储蓄率的提高,从而增加社会总资本的积累,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的关系进行数学上的分析和解释.我们用逐步回归法剔除部分变量,得到一个拟合度较好的模型.再对模型进行t检验、自相关性检验和残差分析,加入时间趋势的变量因素,中间考虑个体固定效应,最后得到最终的数学模型.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HW模型对中国“第二人口红利”的分析

笔者在对HW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负面效应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严重;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对于近年亚洲国家(地区)的储蓄率上升做出了贡献;把滞后储蓄看成内生或外生变量对方程影响较小,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中实际利率这一变量的添加与否对方程结果影响较大。人口老龄化时期要延续"人口红利"效应需要吸引更多积累财富进入养老保障体系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是依靠储蓄率上升使资本在代际之间转移。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平衡面板数据,经验检验了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居民消费水平越低,而城镇人口老龄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老龄化趋势不能有力地解释为何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如此低下,风俗、文化等因素却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和人均收入都与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经济转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则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消费信贷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效果验证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分析消费信贷对扩大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效果问题。利用2004—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对居民储蓄率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消费信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水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信贷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0.039个百分点。但消费信贷的作用仅在于降低储蓄率过快上升的趋势,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效果还存在诸多限制。     

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基于多元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持续而快速增长,正确分析这一现象的利弊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本文详细分析了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水平对我国居民储蓄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实际利率与居民储蓄成反向增长、物价的下降会引起居民储蓄的增加、体制性因素对居民储蓄有正面影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合理引导居民储蓄行为的对策建议.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从我国2009年1月至2013年11月之间人民币有效汇率、出口总额等指标的分析看,人民币汇率变化带动出口贸易的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出口贸易呈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变化是适度的。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快速上升,将对我国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为此,可以分别采取积极扩大内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拓新兴市场和鼓励外商投资等应对措施。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模式关系辨析

从养老金制度资金平衡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传统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以及名义账户制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养老金模式均会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不取决于养老金模式采用何种筹资模式,而是取决于采用何种给付方式。基金积累制和名义账户制相对于传统现收现付制的优势只是在于采用量入为出的待遇给付原则,可以避免承诺过于慷慨,进而避免因不必要的过度负担而造成的支付危机。此外,在不同养老金模式下,应对人口老龄化可行对策也存在差异。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FDI“碳光环”效应对我国节能减碳影响研究

本文建立含有FDI规模效应、FDI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政策效应在内的方程组,对FDI与节能减碳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对节能减碳的正效应大于FDI规模效应对节能减碳的负效应,FDI对我国CO2排放量的弹性系数为-0.127,说明FDI对我国节能减碳存在正影响的碳光环效应。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Socially Optimal Rate of National Saving: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 and Japan

This paper calculates, using a representative-agent model of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optimal rate of national saving for Australia and Japan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middle 1990s to 2050. The calculations focu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making allowance for the aging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in both economies on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t is found that for Australia the optimal rate of national saving increases up to the year 2011 and then decreases. For Japan the optimal national saving rate decreases from the mid-1990s until 2020. The subsequent pattern to 2050 is generally one of decrease with the exact pattern being sensitive to the weight placed on the consumption demands of old people. The contrast in these patter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Japan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compared with Australia, the aging effect on th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Japan occurs sooner and will be of greater severity.     

汇率传递、宏观经济冲击对我国物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汇率传递及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相关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个包括所有这些相关变量的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我们发现,供给和需求冲击是物价水平波动的最主要原因,汇率和货币政策冲击在物价波动过程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有很大的不同,这表明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降低当前的高物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