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分析

作者认为,所谓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其根本的特征是宏观模型的一组中间变量内生化和市场化,或者说,中间变量的内生化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必要条件。同时,制度条件对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影响,这些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性,稳定性,政策传导体制的通畅性,经济主体产权的明晰性,事实上宏观经济模型的中间变量对政策反映的敏感度以及微观主体对这些中间变量的敏感度决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程度,我国虽然已成功的放开了物价管制,但其他的中间变量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波动越来越大。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大体呈现出反向变动趋势。为了探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实际影响,选取1992—2020年年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检验其影响方向及程度。研究发现,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整体上产生负向抑制作用,但对各领域的出口竞争力影响不同。其中,美国TPU对中国ICT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对航空航天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则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高新技术行业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大环境下,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利于为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做出正确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00—2023年的月度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月度上证综合指数,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正向的;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以推断,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因素大部分来自其他因素,如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的意愿等。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提供通过合理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来保持股票市场的稳定性,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提高国内股票市场的抗风险能力等有益参考。     

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民币汇改以及国际化的推进,本文探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影响。本文选取2005年8月至2023年6月的中美EPU指数与人民币汇率数据,基于时变视角的VAR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中美EPU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金融风险、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时,美国EPU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骤升;第二,中国EPU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短期显著、长期同步现象;第三,汇改后中美EPU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强度更大。结合当前经济环境看,本文认为降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外汇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冲击尤为重要。     

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新闻的人民币汇率效应

基于2012年4月30日至2018年12月17日的银行间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本文首次使用波动率回归拟合的方法,从政策利率的角度改进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程度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收集和构建10项宏观经济新闻后,本文发现当市场参与者普遍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政策变化的情形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显著减弱。当货币政策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时,市场对未来政策判断的分歧加剧,进而人民币汇率对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不足。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增加央行的汇率沟通,可以发挥其对宏观经济新闻的补充作用,同时增强市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反应。本文不仅丰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后果以及宏观经济新闻的人民币汇率效应相关理论研究,而且为未来货币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为货币当局进行有效外汇市场干预提供了经验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

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各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刻,经济政策调控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几年来我国经济政策力度指数,直观地考察近年来（2020年至今）其对我国经济、金融产生的影响,分别从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两个方面论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的促进作用。并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确定性以及加强宏观治理和风险防范提出相应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理

本文采用最新发展的广义方差分解谱表示方法,从频域视角考察全球15个主要国家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短期与长期溢出效应,并依次从总溢出水平、方向性溢出水平以及影响因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短期与长期下的不确定性总溢出水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序特征.(2)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水平与国际国内具体事件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冲击事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具有不同的周期长度.其中,一国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将导致其短期溢出水平显著提高,而紧缩性财政政策、政党更替及其他对经济具有负面影响的极端事件则会推动其长期溢出水平大幅上升.(3)金融开放度与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分别具有较高的短期溢入与长期溢入水平,发达国家与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分别呈现出较高的短期溢出与长期溢出.(4)对长短期溢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两国间的金融市场波动相关性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将显著增强双方的短期溢出,而贸易规模和经济周期差异则对彼此间的长期溢出具有正向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关系,检验结果显示,1997年1月至2014年9月,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体现为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净溢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占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效应的一半以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净溢出国。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结果显示,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均较汇率制度改革前有所提高,而在外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冲击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收益率的溢出效应显著加强。     

政策协调、产业结构升级及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不同模式的宏观政策协调不但会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差异性影响,也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并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政策协调对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型财政政策比支出型财政政策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收入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消费、就业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支出型财政政策的政策协调更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通货膨胀的稳定作用;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稳定经济波动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目标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存在着Trade Off现象。因此,建议采取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体操作体现在减息为主结合降低税率水平为辅的政策协调组合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和产业结构升级。     

社保费阶段性减免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2020年初,国家为应对疫情推出企业社保费阶段性减免政策。基于新凯恩斯DGE和DSGE理论中国化改进,构建模拟分析框架,检验该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其一,阶段性社保费减免政策的疫情应对是精准有效的,政策对经济基本面主要变量产生较强的短期刺激及长期趋势正向调整效应。同时该政策与财政支出扩张和利率下降救助政策总体上存在一定趋同效应;其二,目前我国经济基本面难以支持社保费的长期减免,基于趋势性与稳定性分析,对阶段性社保费减免政策的长期扩展应持谨慎态度。     

宏观经济环境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双轨制经济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制度环境,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通货紧缩是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基本状态。总的来看,当前宏观经济环境限制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充分发挥。因此,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以消除转轨时期相对不稳定的经济体制基础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合理选择货币政策及其取向。     

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在地区范围内和全球范围内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从企业层面上升到政府层面,在平时应以经济(或金融)监管为重点,增强有关制度、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及风暴,则重点应是如何联手和克服风暴.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应以改革传统的决策权结构、推进监管国际化、确定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和成立应急小组等为主要内容,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以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我国货币政策效力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有:信贷配给渠道、传统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心理预期渠道。通过实证研究,在我国务渠道发挥作用与西方不同,但货币政策传导效力是明显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尚不完善,还应构造新体系。     

世贸组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适逢世贸组织问世二十周年和多哈回合成败的关键时刻,世界贸易组织发表了一份署名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报告。报告向世界展示了世贸组织为克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借用独立研究专家的分析模型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成员对世贸的承诺大大降低了提升关税的几率,即便约束税率高于现行最惠国税率;二是通过世贸监督机制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攀升,很多学者和商界人士都担心会重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规模贸易战。不过,2014年世贸组织对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