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理论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支出既可能通过纠正私人投资的外部性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通过刺激私人物质资本投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强化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文利用1995—2010年我国除西藏之外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基于FMOLS方法,考察了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支出规模扩张强化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公共支出效率提高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地方政府超额公共支出规模的测度及其控制——基于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直接的收支平衡方法、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方法和债务可持续性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不断积累的超额支出规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然处于相对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东部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中等,偿债压力中等。为了控制政府的支出规模,当前提高财政透明度、改变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合理界定地方支出范围势在必行。     

关于寻租性腐败的经济分析

寻租性腐败作为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要形式,具有权钱交易的特点,其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秩序,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本文通过对参与寻租性腐败的各行为主体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其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创新异质性、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自主创新与技术模仿的增长模型,并在模型中纳入教育政策,旨在深入剖析不同教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能够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随着水平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将增进一步增强;中等教育则通过促进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随着垂直创新的提高,这一效应也将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这两类增长机制并不是相容的,存在相互挤出的关系,因此一国的恰当教育政策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创新结构,更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增长战略。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5-2004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法(GMM/DPD)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对地区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影响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其中,一些地方生产性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并不具有促进作用.     

幸福悖论、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数据的中国部分,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我国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于国民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与国民幸福之间关联并不明显,存在“幸福悖论”现象。公共支出以倒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国民幸福,其规模并非越大越好。第二,从结构上来看,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产生的影响最为积极,管理支出也起到了间接的正向作用,而建设支出由于其效益的显现需经历较为漫长的时间段,故其对居民当期幸福感的影响为负。鉴于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基础作用,适度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以更好的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陕西省公共支出结构优化分析

公共支出结构是指各类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程度。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公共支出政策的一项重要职能。基于2000-2005年的数据,从不同分类角度,对陕西省公共支出结构做了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整体上看,陕西省的财政支出结构在不断优化,但仍存在财政效率缺失问题,应从七个方面采取措施,不断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中国国防支出与其它公共支出-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

国防支出是一个主权国家财政支出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为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必然选择。国防部门在提供“国家安全”这项纯公共物品,保卫国家主权,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国防支出是一种高消耗性支出,它所提供的产品并不能为国民经济创造任何财富,甚至在发生战事时会对社会财富进行巨大的破坏。本文将从中国1978—2006年的实际数据出发,对中国国防支出与其它公共支出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主要采用近几年非常热门的计量分析方法-vAR模型的分析方法,该方法从现实经济数据出发而不以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现实的经济数据出发来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指标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选取了国防支出、文教卫生费、经济建设费及行政管理费。     

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差异化分析

基于1991-2005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导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与扩散并存的格局。在任意特定地区里,不同类型资本贡献率也不同,各个地区应当因地制宜,积极引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资本积累途径,以促进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财政分权、公众偏好与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选取公众偏好的部分潜在代理变量,分析公众偏好与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8—2006年①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以不同指标衡量的财政分权与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显著相关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与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相关,而财政支出分权与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正相关;公众偏好的部分潜在代理变量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不甚显著,说明垂直供给型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尚未有效回应社会化的养老需求。     

消费者异质性对省际进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省际层面的消费者需求作用,利用2000～2013年1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省际进口贸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省际进口贸易与贸易双方的GDP和省际层面的消费者异质性显著正相关、与贸易距离和贸易成本负相关.同时,分析各省份自身特性、区域特性和进口地区结构差异的交叉效应,为促进省际进口贸易与经济平衡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实证分析

世界各国财政支出的具体情况表明,从长期看,财政支出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本文围绕中国财政支出的现状,选取我国1978—2015年反映财政支出状况的4个指标,借助SPSS软件,分析GDP、财政收入、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支出的相关度,为保持中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提供一些政策建议。通过模型分析可知,GDP、财政收入、城镇化水平与财政支出正相关,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负相关。     

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2-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1992-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FDI流入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FDI规模正相关,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明显;劳动力成本与FDI规模反向变动,且东部影响较弱、中西部影响较强;基础设施与FDI规模正相关;对外开放度对东部FDI有正影响,对中部为负影响,而对西部的影响并不显著;沿海区位优势是东部FDI高于中西部的重要原因。最后,针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     

影子银行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7-2014年数据

运用2007年至2014年我国宏观月度数据,构建VAR模型实证研究影子银行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影子银行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这意味着,发展之初影子银行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达到一定规模后将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正能量,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控制影子银行规模的无序膨胀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效应.     

制度约束、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从制度约束的视角对FDI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应用1985-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倒U型走势)。产生这种效应与FDI的资本供给、技术进步、收入漏出效应有关,也与中国金融偏向政策等制度约束有关。政府应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引进外资并加强产业引导,同时着力改善制度环境。     

中国省际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税率测算

劳动、资本和消费是税收的三大“隐性税基”,准确估计它们的平均税率对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有重要作用.本文根据Mendoza公式,结合中国国民经济统计口径和税收制度特点,对中国各省要素和消费平均税率进行详细测算,结果说明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税率均呈上升趋势,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的改革总体而言对消费和资本的平均税率影响不大.由于中国增值税转型不彻底、营业税对建筑和房产征税较多、所得税存在对资本重复征税等原因,中国资本的平均税率实际土并不低,消费的平均税率略低于开征增值税的欧盟国家,劳动的平均税率则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发展、演变和未来前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带动了国内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发展与转变.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普遍出现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升但面临较大困难.纵观过去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初见成效、对外贸易传统伙伴出现分化趋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着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往来、中国自贸区战略步伐加快.从长远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确定性增加、欧盟市场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新兴经济体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多元化的重点等几个问题,将会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发展的前景.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