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对“波特假说”的实证检验

当前,有关"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未能形成一致结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环境规制的内生性会干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引入工具变量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模型来验证"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关系,从而验证了"弱"和"强"波特假说的存在。但是,研究结论并未显示出"弱"和"强"波特假说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因此,政府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措施,根据地区和产业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措施;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加强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合理有序引进外资和引导外资流向。     

《环境保护税法》影响高污染企业研发创新吗?

在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规制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尤其是对高污染企业而言.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保护税法》对高污染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显著降低了高污染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环境合法性压力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不支持"波特假说",研究结论为政府如何兼顾控制环境污染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一定参考.     

未来研究方向

在实证方面,弱式波特假说的论证更加清晰成熟,而强式波特假说的经验证据还是含混的早在20多年前,迈克尔·波特关于设计良好的监管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观点就引起了学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巨大关注。事实上,之后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波特假说的专著。本文概述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和实证文献。首先,我们发现波特假说的理论探讨似乎更可靠,相比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作为热门论坛的一部分第一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促进抑或挤出 ——基于"波特假说"条件下的环境规制调节效应

经济转型时期,社会面临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政府环境规制举措及企业内部创新举动调和两者的矛盾.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波特假说"及合法性理论,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高低干扰企业创新投入份额的提升;环境规制程度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美两国的对比分析

国际社会应对环境变化的博弈日趋激烈,污染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目前,环境规制已经对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通过贸易机制影响着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从中国和美国企业面临的环境现状以及科技创新水平入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通过贸易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也证实了"波特假说"的观点:恰当的环境规则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文章以2007年到2013年国内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在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即严格的环境规制部分地通过对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增长扩张,但并未实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激励所产生的收入弥补成本之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

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成本，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以实现涵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吗？基于波特假说的理论基础，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税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呈现滞后性特征，即当期环境税显著地提高企业下期和下下期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环境税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实践上为完善中国环境税制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协同是一个长期以来颇受重视的议题。企业是环境污染问题产生和环境保护的主体,应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并对其环境信息进行披露。同时,企业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依据波特假说、自愿性信息披露和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在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污染行业、东部地区、国企及大规模企业样本中,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兼顾节能减排的中期经济增长路径

研究创新方向距离函数探讨中国兼顾节能减排的中期经济增长路径。首先,从研究方法层面探讨如何测算处置坏产出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其次,通过数据模拟测算出适宜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在该路径下,既能实现中国的减排承诺,也能使减排对经济增长的损失降到最小。此外,文章也验证了波特假说,并测算了最优路径下的碳价。     

研发人员双元学习能力、控制机制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以资源基础理论中"投入-过程-产出"的研究范式为基础,构建了研发人员双元学习能力、控制机制与创新行为的概念模型,运用278份有效问卷验证了三者之间关系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双元学习能力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探索式学习能力对研发人员创新构想产生的影响作用更强,而利用式学习能力对研发人员创新构想的实施有更强的影响作用。结果控制和过程控制对研发人员的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结果控制在创新实施阶段具有更强的影响作用,而过程控制则更多地影响创新构想的产生阶段。控制机制在研发人员双元学习能力和创新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对于研发人员合理分配学习时间和内容、提升创新效率和效果具有导向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神州泰岳:掘金一口井

企业的市场定位对企业战略的制定和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专注于某一领域并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是一个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IT领域,IBM专注于信息技术与业务解决方案;英特尔专注于半导体芯片、微处理器的研发与创新;惠普是打印机领域的佼佼者;戴尔专注于独特的直接经营模式。     

我国大中型企业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基于企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价值的视角

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其带来的经济绩效可以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文章在对前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以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指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并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的结论。     

战略类型、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来自我国矿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218家深沪A股上市矿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战略类型和制度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防御型和分析型企业,探索型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更差;(2)相对于强制度环境,弱制度环境下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更差;(3)制度环境和战略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交互影响,相对于强制度环境,在弱制度环境下,探索型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强烈.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与环境规制

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发展速度不断下降,比起2008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第三产业正处在低速发展的阶段,研究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论文结合当前中国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这一情况,从波特假说和环境经济学理论出发,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经济发展当前阶段,环境规制强度的加深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呈抑制作用,同时这种影响呈正U型。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党员身份在企业创新面临环境不确定带来冲击时的“稳定器”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企业创新,高管党员身份能通过降低研发支出挤出程度和优化融资环境两个渠道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创新抑制效应。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在平稳发展时期,应平衡好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使党员高管决策风格更加稳健、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强化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党员身份的“创新稳定器”作用。在当前企业创新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创新治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高不确定性背景下优化企业创新环境提供了可实践路径。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中小企业创新、文化环境、创业资本与价值创造关系研究

价值创造既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需手段价值创造既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需手段,也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关键。然而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价值创造并不那么容易值创造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对于具有新创弱性和小企业弱性的新创企业来说,基于大中型企业的传统营销理论可能并不适用。本文提出中小企业在创业阶段的价值创造来源于创新、创业资本以及文化环境创业资本以及文化环境,并采用全球创业观察(GEM)2009年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年数据展开实证研究,验证了在中小企业不同阶段,创新、创业资本以及文化环境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小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小企业成长理论,对中小企业价值管理亦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内部控制、环境绩效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在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环境治理好坏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制定高管薪酬契约时不仅要考虑财务绩效,也需将环境绩效纳入考核范畴。选取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的敏感性,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强的企业环境绩效显著优于内部控制弱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强化高管薪酬与财务绩效的敏感性;内部控制弱的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会降低高管薪酬,而内部控制强的企业不存在这种现象。建议政府通过奖励与惩罚双重机制,督促企业保护环境;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合理激励高管;高管增强环保意识,辅助企业实现绿色经营,三方协力提升企业环境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