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向。指出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迅速变迁,村民自治模式将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并有可能最终突破村民自治框架,实现村庄治理方式的转换。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 ,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 ,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实践表明 ,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优化农村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治理模式 ,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组织分化现象日益明显,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必须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打击各种非法组织等对策,发挥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抑制其消极影响。     

农村审计思考

继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国家要富强,乡村治理是关键,只有筑牢根基才能又快又稳发展国民经济.在乡村治理中,农村审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中,农村审计是实行村民自治的有效手段.通过阅读相关文献以及实地调研发现,很多农村的审计制度并不完善,存在审计次数不够,人员紧缺...     

"能人治村"与村民自治组织治理

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能人治村”现象在部分地区具有普遍性。本文探讨了这一现象生成的原因，分析了其对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制度建设的影响，并针对这一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利弊分析

现有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党、政府、村民组织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的三元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调节矛盾、维护乡村稳定为主要任务,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村民自治和权限分明的“乡政村治”治理。其优势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利于增强农民民主意识、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等;主要弊端有：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扎实,权威治理为主,、缺少专业化治理等。建议提高村干部待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改变“单中心”治理模式,实行权威治理与专业治理柯结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日益成为焦点。现阶段农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农民治理意愿不强,不愿参加公共事务;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乡村振兴的载体,已失去应有之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滞后,无法与农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此时,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强化农民治理意愿、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和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就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     

转型时期的农村治理及宗族：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大村庄制与就地内生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研究

"大村庄制"农村社区建制的推行,使得离散型多村庄转向同质型自治共同体,在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政府财政成本、实现农村集体资产集约利用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现实中多村庄的撤并不彻底,就地内生农村城镇化动力不足。厘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合村并居场域"和"资产统合场域"两个子场域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行为,由此提出"大村庄制"模式下农村社区复合治理建设新路径。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     

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探索

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要求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在党建工作、协同治理、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不断明确党建引领、村民主导的社会治理新方向，构建“四轮驱动”、协同共治的新体系，采取层层激活民主、扩大村民参与的治理新举措，推进依法治村、依规治村的新尝试。     

农村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本文通过对一些与"农村社会结构和特征""农村社会组织""小农化(去小农化)""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村民自治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有关的文献进行"再田野化"的调查和反思性研究发现,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至少存在以下四个没有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是有些研究者常常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偏好对研究对象进行刻意的裁剪和装扮,进而出现了普遍且严重的学术割据现象;二是有的学术表述中不乏"符号暴力"面相;三是有的研究者刻意把农村社会问题话题化;四是有些文献更多展现的是研究者对农村社会的"消费"而非责任。上述问题的存在是部分学者"责任伦理"匮乏的表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为了促成学术责任的落实,有必要对农村社会学研究进行重新定位。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完善村民自治的十条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村庄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形式在我国已经推行了20多年。根据调研,可以就我国村庄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状况作如下总体判断: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形式导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村民自治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健全选举规范、深化自治内涵的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尚存许多问题,主要为制度框架问题和具体运作问题两大类。前者表现在目前涉及农村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把村民作为自治的主体,严重挤压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后者涉及到在具体操作过程…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三个重心下移”的实践探索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围绕农村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群众自发实践的基础上,开展了"三个重心下移"(村民自治下移、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的实践探索。村民自治下移,打通农村工作沉入一线的"最初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打通农村治理"末梢"的"关键一公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打通农村自我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困境——基于湖北省双河村的个案调查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通过对湖北东北部一典型农村深入调查,发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村民自治缺乏主体力量、村庄关联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农村发展与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困境。城市融入的重重制度障碍,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最终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仍要回到农村。村庄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