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政收支长期失衡致使政府债务率畸高

<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22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61%，已连续多年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分析日本政府债务率畸高的特征，以及深层次的财政收支原因和财政政策质效，有助于为我国财政政策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是日本财政的典型特征纵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且增速极快。根据IMF数据，     

论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

论证和说明中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 ,是本文展开分析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 ,作者首先分析和阐明了“三部门”经济条件下的债务—赤字模型 ;然后对中国均衡的和动态均衡赤字率和债务率的决定进行了理论分析 ;最后 ,在债务—赤字模型基础上 ,借鉴欧盟经验 ,通过实证分析 ,论证和揭示了与中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     

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理论与实证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全国债务规模及赤字水平显著上升,研究后危机时代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健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及理论意义,本文对此作专题研究。首先,针对目前判断财政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的内在缺陷,本文从理论上创新思路,构建随机动态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如果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初始财政政策处于可持续水平,那么未来继续实行赤字债务政策不但不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而且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经验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当前财政仍然处于可持续水平,没有偏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关于未来我国财政健康发展的赤字率、债务率参考标准,研究表明,尽管《马约》参考标准备受争议,但债务率60%仍然可以作为当前我国财政健康状况的重要参考标准。只要我国全国债务率水平在60%及赤字率保持在6.6%～7.8%或者以下的水平,那么未来债务占GDP比重将处于60%以下,不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为了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目标,地方政府需要遵循(30%,2.9%)的参考标准。     

实现杠杆转换,应对债务-通缩压力

本文通过从中国目前在价格和负债两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的价格水平处于低位,CPI和PPI虽有短暂回升但是并不稳定难以持续,并且经济中总体债务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因而存在着债务-通缩的压力.考虑到政府、居民和民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还较低,可以通过让这些部门来承接经济中的高杠杆的方法,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     

泛珠九省区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分析

在泛珠九省区的合作与发展中,政府的介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部负效应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问题,政府参与就会有财政支出,随之也积累了一定的地方政府债务.了解泛珠九省区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可以对其潜在的风险制定防范对策,以保障政府职能和政府竞争力的的体现.本文比较分析了泛珠九省区的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引入了负债率、债务率、偿债期限、逾期债务率等指标,从而指出泛珠九省区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潜在风险,包括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债务兑付高峰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对土地出让收入的高度依赖带来的风险.最后,从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提出了防范泛珠九省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

本文实证考察了如何使我国的公共债务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化问题,并研究了政府债务对私人与公共资本投资的影响。由此建议我国的债务管理目标,应该是使得公共债务规模在长期中收敛并稳定在最优债务水平上,且在此规模下的公共债务与其他重要宏观变量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实现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在长期中最佳的促进作用。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债务：历史方位、层级结构与区域格局

基于全球视野才能对我国政府债务的历史方位、层级结构与区域格局形成全面准确的认识。通过对政府债务状况的国际对比,主要发现三个结论：首先,中国政府债务目前仍然基本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方位,与发达国家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政府债务状况基本也是一致的,虽然负债率和债务率相对略高,但也在合理范围内;其次,相对于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负担状况不容乐观,中国地方债务在政府债务规模中的占比要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显示出地方政府受到的预算约束较弱,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较强;最后,我国地方债务的区域格局很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反映在债务负担状况本身的地区分布上,又反映在债务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背离关系上,虽然相对于未纳入预算之前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国政府债务的局部风险可能推升市场利率

正虽然目前总体上政府债务的偿付能力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局部地区、个别项目的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存在显著的风险性。根据审计署2013年年末的《公告》,地方政府性债务至少存在以下潜在风险:其一,部分地方债务负担较重。截至2012年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其中,有2个省级、31个市级、29个县级、148个乡镇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     

日本政府债务问题有解吗

截至2011年底,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超过200%,成为发达国家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日本政府债务高企的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但是由于日本的政府债务多由国内持有,且日本经常账户盈余、高储蓄率等因素的影响使日本政府仍能维持很低的收益率。但是日本的政府债务仍面临着经济继续低迷、债务依存度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率下降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威胁,随时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财政疲劳、储备渠道与中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测算

文章首次将居民储蓄存款引入财政反应函数,提出了政府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并测算了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的上限,最后基于前瞻性的情景模拟法分析了我国政府债务及其上限在2013-2030年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我国财政运行中确实存在"财政疲劳"现象以及对财政调整产生负向影响的"储备渠道";(2)我国政府债务率的上限为0.848,足够大的债务空间保证了当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3)情景模拟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风险源,而居民储蓄存款的释放则能够抵御利率市场化的不利影响,但单纯依靠居民储蓄存款的释放不足以完全对冲正利差环境下过渡期的潜在风险,政府仍需要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承债能力。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理论： 国内外研究比较与国内研究展望

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伴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出现而开始受到学者关注，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形成了系统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国内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从21世纪初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成为理论界的热点研究领域。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尚未建立起或运用鲜明的逻辑，研究的深度还需加强，研究方法也存在较大差距。基于国内研究的不足与差距，本文提出了国内地方政府债务研究展望，包括债务形成与发展的动态考察，债务规模决定因素的定量研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与融资平台研究，债务管理的制度安排与体系设计。     

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估计 以浙豫疆三省区为例

本文以政府预算约束恒等式为工具，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收支决算总表的具体特征，对地方债规模的估计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应该区分地方政府的决算总债务和决算净债务。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浙江、河南和新疆为例，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历年的地方债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浙江、河南和新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发展周期十分一致，都经历了1994-1998年的增速快速回落期、1998-2007年的平稳增长期、2007-2008年的增速快速上升期和2009年以后更高水平的平稳增长期四个发展阶段。进一步，本文对浙豫疆三省区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浙江、河南和新疆的地方政府债务均表现出一定的可持续性，但浙江在控制地方债的增长方面压力相对较大。     

如何有效削减政府债务：保增长、调结构与稳金融

本文基于41个国家2001-2011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研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稳定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助于政府债务削减,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金融波动不仅对政府债务削减不利,还会通过边际效应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政府债务削减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在实践中,为有效削减政府债务,必须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双措并举,特别是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实现金融稳定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     

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     

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为了避免过高债务规模的产生及其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证明对当前国债规模的适度性作出判断，从而对未来我国国债管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对历年国债各相关指标的理论分析，以及时间指数模型、ARMA模式、KMV模型的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国债规模已经超出安全范围，并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为了扭转不良趋势，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势在必行。积极预防未来国债发行和偿还可能引发的风险，不仅可以促使国债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LDC DEBT: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or a combination of reasons that differ among countries,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ign debt service obligations have become difficult to meet. The size of the problem in 1982 raised concern over th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provided the forum through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strategy for meeting this concern has evolved. The IMF also played, and continue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helping to finance the structural and balance-of-payments adjustments needed in countries with debt service problems. The IMF's involvemen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roader strategy, which builds on the cooperation of debtors and creditors,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e objective is to share the burden in a balanced way. Obtaining adequate adjustment in deficit countries is central to the strategy, but the Baker Plan increased the emphasis on restoring longer-term growth through more far-reach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s supported by longer-term financing. The IMF has modified and enhanced some of its lending facilities in light of this emphasis. However, though the short-term nature of its lending was critical in averting a possible banking crisis during 1982 and 1983, it diminishes somewhat the IMF's role in financing the more protracted adjustments now required.     

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4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即便把资本结构区分为长期结构和短期结构亦是如此。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有形资产比率、成长性、公司规模以及实际税率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公司规模。这说明虽然从总量数据上看国企负债的确构成了宏观债务的主体,但就制造业来说国企的债务水平和其经济特征是相匹配的,规模和总资产收益率足以解释这种高债务水平,国企过度负债说至少对制造业国有企业来说并不成立。国企债务风险可能来自平台类国企,相关的政策应该针对这类企业来设计。     

THE SYSTEMATIC RISK OF DEBT: AUSTRALIAN EVID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systematic risk (betas)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bt securities for the period 1979–2004 and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bate. First, the empirical work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on the systematic risk of government debt, and provides a benchmark for estimating the systematic risk of corporate debt which is relevant for cost of capital estimation and for optimal portfolio selection by asset managers such as superannuation funds. Second,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non‐zero (and time varying) betas for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aid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ary sources of systematic risk. Third, the results cast light on the appropriate choice of maturity of risk free interest rate for use in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applicability of historical estimates of the market risk premium. Debt betas are found to be, on averag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as expected) closely related, cross sectionally, to duration. They are, however, subject to significant time series variation, an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re‐existi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ond and stock returns appears to have van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