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R & D资本存量的估计：1990-2014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系统地估计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990—2014年各年末的R&D资本存量。在估计过程中，对部分R&D内部支出和科技人员劳务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处理，并对基期R&D资本存量、折旧率和R&D投入价格指数的选择进行了研究。本文与现有文献估计的R&D资本存量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但略微低于现有文献的估计结果。笔者发现，中国R&D资本存量在1990—2014年间经历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3．66%。但R&D资本存量的省际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R&D资本存量占GDP比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于加大R&D投入力度。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是财政科技支出虽然在绝对量上增长迅速,但是相对量增长不足,财政科技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高且增长缓慢,同时财政科技支出占GDP比重较低,这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和未来经济发展不相符合。二是R&D经费支出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当前我国R&D经     

基于边限检验理论关于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从分解视角的考虑

基于我国1991~2006年间数据,运用边限检验理论对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R&D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短期来看,上期GDP增量和本期企业R&D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从长期关系看,企业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正,而政府R&D投入、金融机构的R&D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负。     

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

本文采用6种计算外国R&D资本的方法和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首次就国际R&D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我们从这6种方法的比较中发现:当采用有缺陷的两种方法时,得到国际R&D溢出系数显著为负或者溢出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的结论;而采用其他的四种方法,能得到国际R&D溢出系数显著为正的结论。因此,从计算方法本身及其结论的比较来看,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的R&D溢出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更可靠。同时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国内本行业R&D与其他行业R&D对行业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阻碍作用。因此,加强与R&D投入比重较高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以及提高国内自身的R&D效率显得很有必要。     

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首先将国防支出纳入Solow增长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假定国防支出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现有实证分析不同,文章基于1952-2008年中国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来分析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低于3.434%时,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较为显著;当该比例高于3.434%时,该比例的增加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该比例并非越低越好,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     

长江三角洲地区R&D行为模式影响因素的实证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探究区域层面的R&D行为模式。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GDP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与R&D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带来R&D强度的提升;国有制的比重、政府对R&D活动的直接补贴与R&D强度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R&D投入与经济增长驱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LMDI分解法

笔者首次将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引入R&D与经济增长动态驱动关系的研究,构建GDP总量分解模型,把GDP变动总效应分为R&D活动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效率效应,并由此对1999年～2009年我国31个省市区GDP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R&D活动效应对GDP变动总效应的贡献最大;R&D结构效应对GDP变动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定,但不够显著;R&D效率效应与GDP增长显著负相关。据此,我们给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R&D投入、实现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政策建议。     

我国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农业税、关税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影响经济增长。     

湖北省R&D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1997-2011年间湖北省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资本、劳动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是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7-2011年间,R&D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09%,湖北省R&D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本文最后提出:决策者应该加大R&D的投入,并注重R&D结构的合理性,特别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中国区域要素替代弹性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基于异质劳动视角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文章采用199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区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从劳动异质性视角拓展要素替代弹性分析;并首次联合运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过程分析来揭示要素替代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三大区域各自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显著不同,但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却彼此具有一致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地存在着0.805的增长门槛,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过了门槛值,与区域增长具有尚不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三大区域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不明显;劳动-技能替代弹性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显示出各区域存在着人力资本红利.值得注意的是,与均衡增长路径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不同,在考虑劳动异质性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地区增长更支持"劳动-技能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为甄别新常态下的区域增长潜力转变、剖析要素匹配合理性及产业结构调整可行性奠定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要素价格扭曲、行业异质性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证据

从中观视角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投入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厘清行业异质性背景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R&D投入的理论机制,运用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结合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均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行业异质性因素在二者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因素如市场竞争、资本密集度、企业平均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在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价格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型过程中,正确选择技术创新路径对创新转型至关重要。在考察高技术产业开展内、外部知识源化和非研发创新路径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探讨2008-2014年高技术产业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和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及分布结构,并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多种创新路径驱动创新绩效机理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实证考察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外部知识源化与非研发投入所占比重远远小于内部知识源化,技术创新路径非均衡性发展特点显著;高技术产业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与创新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内外部知识源化、非研发与创新绩效一定程度上呈现为相似值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分化态势,相邻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高技术产业外部知识源化对创新绩效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内部知识源化和非研发规模对创新绩效分别呈现微弱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没有充分发挥促进效应。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连续并购的同伴效应研究——企业研发的调节作用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连续并购是否存在同伴效应,并探讨企业研发在连续并购同伴效应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连续并购行为受行业同伴效应和地域同伴效应的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对连续并购的同伴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对连续并购同伴效应的正向调节,以及研发产出对连续并购同伴效应的负向调节。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经济政策环境下,行业同伴效应和地域同伴效应存在强度差异;连续并购次数不同的高新技术公司,其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调节作用表现出非对称性。     

中国企业研发决策同群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考虑到企业间策略互动对研发决策的影响，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同群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地区、行业和财务特征3类空间权重矩阵，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惯性；企业研发决策主要受同行业同群企业研发决策（内生同群效应）及其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的影响，同地区和相似财务特征的同群企业可以通过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对本企业研发决策产生影响；尽管企业研发牺牲了短期盈利，但对股市估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已具备一定的价值投资意识，而同群企业研发投入对本企业盈利和股市估值的影响均为负，说明中国企业研发互动主要体现为竞争效应而非协同效应；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3类同群效应显著增强。从全局视角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企业经理人提供有关激励研发创新、提升企业价值的启示。     

管理层权力、研发决策与企业成长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连续4年形成的2 476组经营数据,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视角对公司研发决策动因和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管理层权力对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②管理层权力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③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④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探讨企业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运营能力越强,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探讨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从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控制权角度而言，政府参股的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被投企业创新投入，而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却呈现出显著的逆向选择现象；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参与度而言，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不会显著影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