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沉郁顿挫”风格试析

杜甫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他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的诗常以较高的艺术技巧来表达思想内容,形成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以沉郁顿挫为主导的艺术风格。因此,后世尊其为＂诗圣＂。     

“冒死”“拼死”“抵死”语义表现与表义特征研究

“冒死”“拼死”“抵死”这三个词在语法化的作用下,都由表生命义走向表高程度义,其中,生命义逐渐脱落,词汇义虚化空灵,语法功能愈发突出。但是三者在语义表现上都有独特的个性,作为副词后修饰的动词有一定的搭配倾向。     

思辨“必需”与“够用”

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对化基础课教学的“必需”、“够用”观点，出现了认识及实践上的颇。为了能正确认识“必需”与“够用”观点，使其在指导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本提出了“适度”基础上的“够用”，“充分”前提下“必需”的观点，以满足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需要。     

试析唐代逐臣别诗中的回归情结——以逐臣别诗中“柳”意象的匮乏为观照点

“柳”意象在逐臣别诗中几乎销声匿迹,说明柳意象所传达的情感内蕴在逐臣那里处于弱势。逐臣别诗中惯用的“北望”、“北归”两组动态意象,道出了逐臣在别诗中所要表达的回归朝廷、重新实现生命价值的渴望,根据感情和意象对应的原则,柳意象被逐出逐臣视界。而逐臣执着的回归情结,有其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深刻原因。     

论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

本文探讨郁达夫小说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私小说”之间的关系。由于生活时代、个人遭遇、本身气质、学习环境与“五四”文学革命等原因，郁达夫接受了日本“私小说”。它具体表现在汲取“私小说”以身边事为题材，艺术地再现自我，具有强烈的“自叙”色彩；不着眼于外部事件的描写，而重在刻画心境，具有强烈的抒情格调。但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私小说”回避现实矛盾、脱离社会生活，而郁达夫小说中个人痛苦的诉说，概括了社会的痛苦，他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大合唱。     

表“谢绝”义的“不Ⅴ了“格式

“不Ⅴ了”是在对话中常用的一种表达“谢绝”语法意义的格式，它具有鲜明的句法特点；它的“了”和“Ⅴ”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分别省略而不影响其语法意义的表达(情态色彩上有细微的差异)；“不Ⅴ了”格式表“谢绝“的独特约语用价值就在于它的委婉客气，而这个语用价值又是可论证，有理据的。     

顾炎武“保国”“保天下”思想探究

清朝“开国儒师”顾炎武，在其“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著作《日知录》中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保国”与“保天下”的重要思想。纵观顾炎武生平事迹，此言不但明确表明了其在政治上与清廷的经纬之分，更是从华夏文明、儒学渊源这一深层意义上对清廷的鄙视与否定。其中固然有顾氏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但透过表层，我们更应看到顾氏作为明代遗民、儒家文化自觉的传承者，其思想实质上对守护儒家传统与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存亡的深切忧虑。由顾氏“保国”“保天下”这一思想入手，紧密结合其提出的时代背景、顾氏本人的生平机遇、学术背景、深层思想意图等方面分析顾氏于复国无望之中的妥协、儒家传统与华夏文明前的自觉承担。     

杜甫秦州诗的内容与特色

弃官华州后,杜甫寓居秦州三月。此时,他的处境较之前发生了较大改变。身体状况、经济状况与社会交往都不复往昔。他的思想感情也随着时局变动而变化。这些主客观因素促其诗歌风格产生流变,形成独具特色的秦州诗。本文试从生活经历、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几方面对秦州诗作一论述,找出秦州阶段对杜甫诗歌其时及以后的影响,突出秦州诗的重要意义。     

关于“走出去”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

“走出去”战略是“走出去”思想的结晶，是我国新时期跨国经营的重要战略，本文论述了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阶段及其重要意义，阐述了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特点，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支撑体系的建议。     

替人跑腿“买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 有人愿意花钱买享受； 时间就是金钱， 有人愿意花钱买时间： 他，没钱， 但有时间， 他卖了自己的“时间”， 能换来财富吗？[编按]     

基于英语作品翻译的“口吻”保持与再现研究

文学翻译中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至关重要,本文以大量的翻译案例,探讨了英语作品翻译的“口吻”保持与再现。     

“字”的忠告

值：正“直”做“人”．应是人一生追求的目标。 佚：一旦“人”格丧“失”．就会被社会抛弃： 愧：“心”中有“鬼”，就应感到惭愧， 铐：“金”钱“考”验难过关．当心镣铐加在身。     

浅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物”意象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有一部分使用了丰富的“物”意象。这些“物”意象的使用,增添了这些诗作的含蓄性和形象性;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战斗色彩。     

“艾青体”诗歌及其诗史建构

艾青的诗充满了对于民族与时代的耶稣般的殉道和忧伤。这份苦难和忧伤于艾青来说是个人之伤民族之痛的融合,是一份民族之爱、人类之爱,是谓之大爱,它构成了艾青诗歌的基本色彩。童年的遭际、游子的苦涩、民族的苦难与象征主义的朦胧、隐晦、忧郁天然契合,并化为一种美学特质渗入他的诗行,从而酿就了独具风格的“艾青体”诗歌。并且,从艾青的漫长的创作过程及其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因而“史”的性质是明显的:历史发展的曲线与诗人创作的曲线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诗人就这样以自己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真实记载了20世纪的中国,并由此完成了一部诗史的建构。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十五”回顺与“十一五”展望

“十五”期间，深圳市实施“自主创新”，“科教兴市”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高新拄术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总体目标中的各项指标均提前1至2年实现。     

儒家“仁爱”思想对当前学校德育的启示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仁爱”思想将“仁”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倡导“仁”与“礼”的内外统一，强调“忠恕之道”的践履。这些思想对当前的学校德育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施教过程中，要贯穿“爱”以明规范，明规范以张扬爱，教育学生践“忠恕”以修身。     

正确对待“社会转型”时期学生中的“非正式群体”

各种业余“社团”对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意义和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学生当中自然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群体也是不容忽视”的。     

温州民营企业的带动式“走出去”模式

在国际化方面，温州民营企业选择了“走出去”模式，“走出去”过程中得益于四种“带动”：订单带动、竞争带动、关键企业带动以及出口与投资相互带动，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四个“带动”起到了加速和推动的作用，形成带动式“走出去”的特征。     

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

“中”“和”是儒学中两个重要范畴。《中庸》首次赋予“中”“和”以道德本体属性，朱熹则建设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以“二分”为原则的意义系统，已发未发、动静寂感等均被统摄于此系统下。刘宗周反其义而言之，以慎独为宗，主张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再度贯通“中”“和”、体用、已发未发，使“中”“和”浑融一体。王夫之则重释“中”“和”、体用概念，把前人之“中”“和”均视为“体”，把“体”引发的道德实践与施行视为“用”。表面上，王夫之与前人只是“中”“和”体用观念的不同，而实际上，王夫之的“中和说”实为儒学内的自我解构。这种解构或可从一定角度显见宋明理学到清学的转型。     

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从莎士比亚剧作的著作权争议说开去

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曾大打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之战，莎士比亚一度被炒作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文化之谜，中国也深受其影响。笔者认为，在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中，最大的偏激之处在于争论者过于关注莎士比亚之“实”。区分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应更多地关注莎士比亚之“名”，而少纠缠于莎士比亚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