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使用何以影响农户家庭财富——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中西部5省份94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总体效应、传导机制、门槛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缓解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是两个重要的传导机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素养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素养的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财富规模、财富不平等程度、风险偏好、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农户之间以及脱贫户和非脱贫户之间,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户家庭财富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需要加快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着力优化农村数字金融营商环境,通过差异化的政策不断提高农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在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针对农户金融素养亟需提升的现实,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集,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信息约束和促进社会互动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农户金融素养的两条重要渠道;当农户进一步跨越“财富门槛”和消弭“知识鸿沟”与“数字鸿沟”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金融素养具有更强的促进效果。上述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法、替换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是提升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手段。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宏观层面上通过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机会平等效应有效改善农村家庭创业的外部环境;微观层面上通过信息传递效应、社会网络效应及信贷资源获取效应有效提升农村家庭创业能力。未来我国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面向创业农村家庭提供精准化数字金融产品,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财富提升的有效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数字金融与家庭资产组合配置

数字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家庭资产组合配置的多样化。本文首先阐述数字金融发展以及中国家庭资产组合配置概况,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路径,指出当前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研究

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可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满足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对资金的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文章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了解到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村民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有限、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进度等方面着力改善，全面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效果。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户生活富裕的关键。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Fractional Probi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存在一定的生计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程度不高;数字金融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促进生计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积极性,并且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其中收入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比的增加,以及种植业收入贡献度的下降;数字金融使用不会影响农户的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以及务工收入比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仍需大力支持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农村家庭脆弱性的研究述评

农村家庭脆弱性问题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自脆弱性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不断增多,我国对脆弱性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在家庭层面的脆弱性研究上更是凤毛麟角。当前农村家庭脆弱性的研究主要有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概念、评价、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其评价和测量指标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政策集成和导向作用,是降碳减排的重要工具。本文基于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变革现实,以2011—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及潜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存在先增后减的倒“U”型影响,这一趋势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以证实。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倒“U”型影响主要发生在外围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在非资源型城市表现为负向线性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凸显了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作为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关键途径。调节效应分析强调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将削弱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倒“U”型影响,环境治理目标则强化两者的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从数字金融的发展方向、作用方向和配置方向着手,释放碳减排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