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其中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需要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各个地区之间要保持紧密的合作,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分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城镇化背景下金融支持农村居民消费发展分析

金融支持对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结合城镇化背景对金融支持农村居民消费发展进行研究,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现状,以及城镇化背景下金融支持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金融支持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发展给出有关政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探究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得出31个省份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水平,采用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乡物流一体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从结构上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的8种类型的消费支出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上看,城乡物流一体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     

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加杠杆”？——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检验

随着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家庭部门"加杠杆"成为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上升的解释，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并对家庭杠杆率的攀升具有长期影响。从数量上看，数字金融发展每增加1%，相应杠杆率将上升0.0058%。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文章所得结论依然成立。对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杠杆率的提升在有房贷、消费贷和经营贷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25-55岁家庭、农村地区家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强化支付便利性和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家庭杠杆率产生积极影响。文章研究结论对制定"数字中国"战略、理解结构性去杠杆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思考。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消费撬动出口升级——事实与机制

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消费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国内消费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所在地区、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消费升级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进口中间品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此外，消费升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受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制度环境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拓展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对于我国如何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背景下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和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效果研究——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信贷模式,形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这一新的业态。它通过创造新兴的消费金融产品来催生居民消费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再以新需求带动新增长,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助力供给侧改革。以流动性约束作为切入点,先系统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再基于2011-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组的作用效果,结论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缓解了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增加,改善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对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特别是对流动性供给不足、服务缺失的低收入群体的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近年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支持。本文基于2011—2020年浙江省11州市面板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面板模型回归。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持亦会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文后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金融科技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通过分析影响路径，测算2011—2020年山东省各地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高斯混合模型）对山东省金融科技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升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带动农村产业发展两个维度助力消费升级。山东省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考虑到存在消费惯性，在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后，结论依旧成立。     

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数字金融模式的发展能否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促进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2011至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信息与财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融资约束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中介效应。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效果最大；覆盖广度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于创新的促进效应对于非东部地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要注重覆盖广度的扩展，更需注重使用深度的挖掘；要注重不同地域间数字金融水平的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价值

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以实证方式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及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现状与展望

作为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化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降低了金融产品的负担和成本,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范围,并通过数字技术为融资困难群体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然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影响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有助于因地制宜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统计口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多维度均衡化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使其在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改善民间融资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